骑着木桶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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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而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真实。在许多小说家的眼中，“虚构是小说的合法化身份”，差别只在于虚构成分的多少和作者对待虚构的态度是否是有意识的。

小说《骑桶者》中的虚构无疑是作者有意识的，而且这种有意识的虚构极大地改变了小说的原貌，给小说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从生活真实的角度看（姑且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小说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不妨拟一个《骑桶者》的真实版本：

严寒的冬天，一个穷人由于缺煤，面临冻死的威胁。他拎着煤桶到煤店，希望老板能赊煤给他；尽管他苦苦哀求，但煤店老板娘还是拒绝了他，等待他的可能是冻死的命运。

《骑桶者》的虚构版本则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严寒的冬天，一个穷人由于缺煤，面临冻死的威胁，他骑着空空的煤桶到煤店老板那儿赊煤。尽管他苦苦哀求，但煤店老板并没有听见，而看到他的老板娘则断然拒绝，并用围裙把他扇走了。他于是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了。

比较这两个故事，我们会发现虚构版的故事和真实版的故事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去煤店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走着去的，而后者是骑着桶去的。这不禁引起我们的遐想：卡夫卡为什么要有意识地虚构这样一个情节呢？为了新奇？小说经过这样一番虚构之后，会产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有意思吗？

倘若我们不满足于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的阅读，那么深入思考以后，我们也许会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艺术效果上――以轻化重

拎着煤桶走去赊煤却被狠心的老板娘拒绝，这是一个情节极为平淡、一般的故事。而骑着煤桶前往则是一个带有童话意味、奇幻色彩的故事。飞翔本是一件浪漫而美好的事情，它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轻盈、纯洁、神通、居高临下等意味，而在小说中，“我”骑着木桶飞翔，为的却是世俗的、低微的、救命的一铲煤。轻灵、神奇的情节下包含着的是沉重的主题。这很像《外国小说欣赏》中的另两篇小说――《牲畜林》和《在桥边》，它们也都是以幽默、轻松的形式表达了一个沉重的主题――战争。

当然，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来表达严肃的主题也许是大多数作家的选择，如《外国小说欣赏》中所选的海明威的《桥边老人》，节选自雨果的《九三年》的《炮兽》；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有时以轻灵的形式来承载并不轻松的主题，其艺术表达效果会别具一格，其震撼力也会更强。

主题表达上――内涵多元化

不难想象，如果小说写的是“拎着煤桶去赊煤被拒绝”，那么这个故事表达的是一个陈旧的、让人生厌的“控诉型”主题。它传达的是对穷苦的小人物“我”的同情怜悯；对煤店老板娘的冷漠无情的谴责，对缺乏温暖的、惟利是图的物质世界的控诉。仅仅如此而已。

毫无疑问，它的确是个悲惨的故事，它的悲惨性在许多情节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比如文中的三处对比。

其一是美好的想象和冷酷的现实的对比。“我”想象中“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的女主人恰恰是最冷漠无情的人；我以为“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的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但事实是老板娘根本不在意我的死活。温暖的泡沫在现实面前破灭成了不成形的、冰冷的水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又一处对比，“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出去”，煤店老板家“地窖的门是开着的”；而“我”家的“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

老板娘并不是一个生性冷酷的人，她是个不错的妻子，勤劳，对待自己的丈夫称得上是关怀备至；然而，她对赶走付不出现钱的“我”却没有一丝愧疚，有的是“半是蔑视半是满足”。这是第三处对比。

假如再结合一下“我”的极低的要求，“我请求你们给我一铲子煤；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一铲最次的煤也行”；结合一下“我”是个“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的老实人，这个故事的控诉、批判色彩就更浓郁了。

那么情节加入虚构，故事演变成“骑着煤桶去赊煤被拒绝”后，表达的主题是否还和原先完全一样呢？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住文章中很不起眼的、极易被读者忽略的一句话――“我怎么去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我因此骑着煤桶前去。”

“我”当然是希望此行的结果能借到煤，所以骑着煤桶去无疑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以为这样能够打动通常对“我”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的老板的心。至于“我”为什么认为骑着煤桶前去能成功，小说中并未明说，因此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最富有趣味的一个问题。联系小说内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合理的推断。

一是表明“我”的煤桶已经彻底空了，空到可以腾空的地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极度的夸张，而且这种夸张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

二是表明“我”确实拿不出哪怕是一个钱来买煤了，因为“我”已经没钱吃饭，饿到没有力气拎着煤桶前往。正如小说中所说的“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

三是显示了“我”迫切希望得到煤来驱寒的愿望。“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对穷得叮当响的“我”而言，骑着煤桶前去也许是唯一可能的梦幻方式了。

可是骑桶前去的结果并不如“我”所愿，为什么“我”未能赊到煤？这是小说中第二个有意思的、也是值得推敲的问题。

老板娘的冷酷无情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本来可能赊给“我”煤的老板因为始终没有确切地听到“我”骑在桶上发出的请求而导致妻子阻挠的成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小说中看似轻描淡写的情节交代。“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的心。”“‘我来了，’煤店老板说，他正要迈动短腿走上地窖的台阶”……换而言之，就是说，假如“我”是拎着煤桶走着去和煤店老板沟通的话，“我”就有可能赊到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阴错阳差式的黑色幽默。

由此，作品的主题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我们很难再认为这是一个单一的“控诉”的主题指向，而是指向了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我”以为骑桶前去能最大限度地陈述“我”的困境，但恰恰是因为“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恰恰是“我”在高处发出的求救和“附近教堂尖顶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使老板听不清“我”的呼告，“使人产生了错觉”，并最终导致“我”的求救彻底失败。这使小说的主题明确地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的障碍，而不再是真实版故事表达的单一主题――爱的匮乏。小说的主题因为虚构情节的介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丰富并拓展到“人与人之间无法真正沟通”这样一个层面。（以为骑桶可以赊到煤，结果恰恰因为骑桶而得不到煤。）而这正是卡夫卡小说一贯的主题。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认为“沟通障碍”才是作品主题的真正指向。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许多人认为，卡夫卡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流传广泛、被谈论得极其频繁、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更在于每当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遭遇困境时，就会自然地想起卡夫卡，并意识到他作为一个预言者和先知的地位。他的作品总是能让陷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自身欲罢不能的困境，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被制度“异化”等。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评价卡夫卡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骑桶者，因为我们无法避免地要面对诸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沟通的障碍等问题。

卡夫卡之所以有意地采用了虚构的骑桶情节，其本意也许正是用一个超乎寻常的故事来反映现实社会中人的两种困境――爱的匮乏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卡夫卡的另一篇代表作《变形记》，表达的也是类似的主题。它借用格里高尔从人变甲虫的荒诞虚构，展示了现代社会生活重压下“人”变为“非人”的悲凉现实，暴露了人情冷漠的社会实质，反映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扭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也许，卡夫卡是悲观的，因为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最后凄惨地死去了，而骑桶者也“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在他的笔下，人类在面对困境时是无能为力的，唯一的方式是凄惨悲凉的死亡和退缩至无形的逃避。

（浙江省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3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