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员阶级”与近代记者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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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员阶级”一说最早来自报人孙玉声的《报海前尘录》，他曾论述晚清时期报馆中的“访员”与外勤记者的差别之大：“于是外埠本埠访员。当日乃有阶级之分，外埠者偶然至沪，编辑员彼此分庭抗礼。其或以杯酒相饮；本埠者每日送访稿至馆……匆匆即去，且编辑员防弊甚严……否则当场呵斥，不稍假以辞色。”

近代中文报纸雇用访员远早于记者。19世纪60年代上海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上海新报》就用抄案人做会审案件的记录，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如《申报》、《新闻报》等大报，才开始添设新闻采访部，聘用外勤记者。以下将从从业道路、待遇薪水、社会名望等角度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差别：

访员和民初记者的从业道路。从出身上看，外埠访员与文人出身的华人主笔近似。

与主笔们大多由同乡举荐不同，访员们主要是通过报纸上公开的“招聘启事”(当时称为“告白”)进入报馆工作。从各报的招聘启事上可以看出，当时在京沪这样的城市想做“访友”的人，除了等待报馆招聘，也有人常常主动上门来函询问工作事宜。《申报》曾因在京采访友人“缘事谢绝”，刊登告白再招聘一人，结果一日之内“沪地友人纷纷函问”。

民国时期，上海《时报》等报最为看重的《北京通信》栏目所约请的几位特约通信员，“都是有政治知识而文笔优富的人，方可胜任愉快”。《时报》最初的通信员是民初的名记者黄远生，他是清朝的末代进士，曾到日本留学学习法律。这些记者的学识与社会地位本就高出一般访员许多，进入报馆的途径也与一般访员不同，大都是当时报馆的主事者所荐举，待遇自然不同。

薪水：访员与民初记者的待遇。晚清《申报》报馆工作人员待遇情况，仅据《中国报学史》，连早期主笔们的生活也并不轻松：“薪水则按西历发给。至丰者不过四十元。而饮食、茶点、洗衣、理发与笔墨之费，均无不取之于是者。”其实据学者换算，这里的四十银元，在1872年《申报》创刊时，每斤上白米的价格是1.5分银元，大约相当于上好的大米2000斤，主笔们的身价并不算低了。

与主笔们相比，访员的薪资十分不稳定，所面临的生计问题比他们更加迫切。

访员虽然可以一稿数投，但是报馆一般按等计酬，稿酬一般也很低，成都报馆当时的甲等稿件给一吊钱，丁等新闻得酬尚不足银元一分。当时，在内地成都的访员中，要算李碧溪最有名，他的计件薪水“每日不过几角钱”。

再看上海本地，虽然公案访员的薪资比其他一般访员要高，但是“那些访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每月仅在十元以内”。其实到了民初之时，外勤记者的地位与报酬都尚且不尽如人意，何况是被报馆另眼相看的访员?如记者黄粱梦自述早年做过访员与记者，说自己的工资收入仅仅够零用。

比较之下，民国时期上海的特约通信员的月薪却是很高的。像黄远生在《时报》写北京通信时，月酬二百元，而当时《申报》的总主笔张蕴和月薪才不过四十余元。在《大公报》的特约通信员，则除了月薪以外，还有额外的交际费可以开支。

名望：无名访员与署名记者。姚公鹤曾经在《上海闲话》中提过上海早期报纸的访员署名问题。旧时报纸的全稿，“除论说、时评、特别通信、自署名号外，其余访稿，既不署名，即其对外责任，亦由报馆自负。”不署名反映了当时的访员并无独立从业者的身份。

19世纪末的新闻后出现的多是标出等级的符号。民国之后，有名的访员也开始在文后署笔名。而当时驻北京的特约通信员，都在报上标明“北京特约通信员某某”，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的署名通信造就了黄远生等名记者。

名记者其实是20世纪初新闻事业进步的产物。新闻学者盖伊・塔奇曼曾试图以经验证据来证明“新闻网”的存在。“新闻网”其实是新闻采集者的等级体系。记者与通讯员的稿件之所以区别明显，是因为“通常情况下，避免使用通讯员就意味着忽略那些不重要的新闻”。这种做法可以增强新闻机构的权威性，而这正是民初各家报馆及通讯社的写照。

早期访员仅做打探的工作。写作由报馆专人完成，发表也由报馆或通讯社负责，所以访员不署名。而民初外勤记者不仅要完成采写工作，同时还要署上自己的大名。种种“阶级”差别都促使职业记者们的自尊心开始系于业务的好坏上，张静庐曾回顾自己在《上海商报》当本埠新闻编辑时因为无新闻专访而深感痛苦。这种痛苦来源于对于从事行业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新闻业界开始对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对于业务改进和新闻伦理有了最初的探讨，而近代记者职业观念的起步正是由此开始。外勤记者与访员此时最根本的区别并非是否为专门的报纸服务，而是他们是否力图规范地行使采访之职，即从行动上认同自己从事的是一种新的职业，这种观念上的区别正式宣告了记者职业的诞生。

编校　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