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公正交易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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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哈佛大学的迈克•桑德尔被学生推选为这所大学“一个半世纪以来最受欢迎的教授”，其关于“公正”的课程也是迄今为止全球点击率最高网络公开课。桑德尔接受《商界》杂志记者专访，探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正究竟是谁的公正？
怎样的交易才是合情合理？
销售商利用大风雪的时机将雪铲价格翻倍，这是否合乎正义？灾难降临，饮用水涨价，这种作为是否正确？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关于公正合理交易的不同标准。但究竟哪种标准是真正合理的？
以雪铲涨价为例，我们看到两种关于“合理交易”的衡量标准：
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功利”标准：价格上涨后供应自然增加，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所以涨价是公正的。
另一种是“自由”的标准:市场经济下看似自愿的行为其实并非是自由做出的，而是被迫做出的，不自由的选择就不公正。
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大家更胡涂：既然两种观点都能自圆其说，却得出了迥异的观点，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究竟怎样的交易才是合情合理的呢？
问题出在我们最初的假设。我们初设的前提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考虑一系列问题。在我们可以决定某种资源的分配方法之前，必须先确定、或者至少先讨论，这些资源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可以用来进行市场交换的。
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银行不一样，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分配，因为公共资源不应该使用市场经济原则；灾难降临时的饮用水和正常天气里的饮用水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分配，因为这时的饮用水不应该作为交易的客体。
结论显现出来了：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用来交易的。
如果一个社会中，应该用市场交易的资源采用行政方式来分配，而不应该交易的资源却借助市场机制来分配，就会造成经济秩序和社会的混乱，整个社会都会无正义而言。
这是我们今天关于公正的标准紊乱的根源所在。
商业应该追求什么价值？
我到世界很多国家访学，也与来自不同文明国度的人进行过交流。一些秉承正义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本地商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压榨职工深感忧虑。
我给出的办法是，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调控和管制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诚信文化来促进和提升道德水平，鼓励商人秉承诚信原则。建立职业协会或商业协会的方式在很多国家收效不错，美国就有一大批这样的协会。
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教育。通过教育来告诉商人，什么才是商业秩序中最根本的“公正”。
经商应该追求什么价值？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还是改善更多人的生活？显然不是后者，因为这是政府和慈善家的事情。前者，当然更不是。
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吧。假设有这么一家公司，强迫工人在没有防护措施的化学工厂里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可是，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都开始患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该公司的经营方式进行管制吗？比如政府要求该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才能继续开工。如果你相信政府干预市场交易是不公正的，也会认为《健康安全法》是不公正的。针对这个例子，我认为，原则上商人没有权利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商人为什么没有这种权利？因为，一旦赋予了你这样的权利，别人更重要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会有一种诱惑，假设市场本身有能力实现公正。其实，市场只是有益的工具和手段，可以提高GDP、实现繁荣，但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并担心，非市场的产品和价值观正在被市场侵蚀。因此，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市场的局限而非仅仅是市场的优势，反思和讨论那些钱买不到的社会产品和价值观。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什么是商业领域的“公正”了。
公正不仅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自由的个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也不仅为了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政府或权威来主导分配。公正的商业持续还应该保障和推进美德、共善及良善生活，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并秉承这样的理念经商的商人，才能获得持久的成功。
什么是“公正”的政策
相比商人的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公正”。不公正的政策非但不能鼓励商人“正当致富”，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毁坏。
这次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的访学让我思考更多。政府在过去几年对待国企和民企的态度不用说了，把民营企业限制在很多竞争之外，而由国企垄断那些本应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资源，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
最近，治理通货膨胀恐怕是中国政府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听说，为了控制通胀，政府对房价、菜价等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进行限价。诚然，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公共利益，即为了使得老百姓稳定生活，所以政府可以说自己的干预行为是公正的。然而，站在商人的角度来看，政府的限价或定价肯定损害了一部分商人的实际利益。从绝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政府的干预行为又是不公正的。
首先，政府对价格进行控制，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不公正的。只有自由经营，人们才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自己的生意。为自己的交易设定价格是每个人的自由，而政府对价格进行控制的行为就损害了他们的这一自由。但另一方面，应对通货膨胀时，价格控制成为了一项被越来越广泛地加以运用的政策，无论是直接地还是以间接地。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既然政策已经出台了，经济学家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探讨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是可行的。
对不起，我应该说，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价格是“最有效”的。因为，通过限价来干预市场，根本就不“公正”。
还有更错误的。
政府为了缓解拥挤，实行私家车限行政策，每天根据车牌尾号公布哪些尾号的车可以上路。这个政策引发的更多的不平等，因为富人可以每天开不同的车，达到每天都能使用私家车出行的目的。
本来是为了减缓人口增长而实行的计划生育，但富人只需要支付一笔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再生育子女，而穷人却因为无法支付社会抚养费丧失了生育的机会。这个政策是基于个人平等地占用社会资源出发制定的，却把生育权变成了商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呼唤公正的商业秩序也不是由单一的市场因素决定的。市场能够推动经济飞速发展，但一味地推崇市场价值可能排挤、破坏福利、美德等非市场价值。这需要有非市场的手段对放任的市场行为进行纠正。
但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不是为了“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应该考虑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能通过单的行政方式达到目的，当然是好事，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如果这些政策往往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正当利益，就不是公正的政策。不仅如此，这样的政策还会迫使这部分人通过“不公正”的方式来减小给自己的带来的“不公正”，由此产生的结果与政策的初衷恰恰背离。
中国和美国同为市场经济社会，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经常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我们希望这些政策，认可和发扬市场理性，顾全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又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同时也能对并不为市场看重、却难以用金钱买到的善与美德给予高度倾注。这样的政策才是好政策。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蕊佚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 辑 潘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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