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北方的河》的边疆叙事动力兼及张承志文化身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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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30年来关于《北方的河》的文本解读不断强调和固化着黄河意象，这一“经典化”的“黄河想象”主要由中华民族复兴、文化寻根热潮、民族国家认同等时代语境所推动，而被评论界几近遗忘的额尔齐斯河不仅是作品中大河谱系的真正起源，而且以最为活跃和频繁的出场成为主人公的自我指代。《北方的河》呈现出张承志游走于北京与边疆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过渡心态，其新疆题材的创作正折射出其文化身份认同的渐变轨迹。

关键词：时代精神；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边疆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33－０5

我也许能够超越肤浅或潮流，但我不可能

超越时代。我不可能变成预言家或巫神。这里

藏着我最深刻的悲哀:原来我和我的心血凝成的

作品也会和它们一道，和那些我曾尽力与之区

别的东西一道，与这个历史时代一块被未来超

越。

——张承志：《生命的流程——为小说集

〈北方的河〉而写》

张承志无疑是近20年来最富争议的作家，也是30年前中国文坛众望所归、风光无限的翘楚人物。从激扬振奋一代人的知青文学《黑骏马》、《北方的河》到文学史中无法安放的奇书《心灵史》，对张承志的评价也从众口一辞的溢美转向褒贬两极的争论。抚案重读《北方的河》并再次检阅当时的大量相关批评，我们发现，在黄河景象和横渡场面不断被“经典化”的同时，小说对其他“北方的河”的呈现大多被遮蔽和忽略了，尤其是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额尔齐斯河，几乎从未引起过评论家的兴趣，虽然这一现象已预示了张承志很快从鲜花和掌声中抽身而退的自觉选择。本文重新考察近30年来评论界理解《北方的河》的历史语境和话语变迁、新疆叙事之于《北方的河》的情感型动力和结构性因素、张承志创作《北方的河》时徘徊于主流意识形态和边缘审美冲动的矛盾心态，这不仅可以部分揭示《北方的河》隐秘的叙事张力和张承志早期的创作动因，而且可以为张承志之后“越行越远”的绝然表现和民间立场提供更多的线索和依据。

一、从黄河讲起还是从额尔齐斯河讲起

五条北方的河（很多评论者也会加入作为背景出现的无定河，认为是六条河）除额尔齐斯河外，在作品中大致是均衡分布的。第一章主要写黄河、第二章主要写湟水、第四章主要写永定河、第五章主要写黑龙江，每一条河占据一章的中心位置，并与现实中的“他”在考研之路上某段时期特定的现实境遇和心理需求直接相关。但检阅近30年来的批评，我们发现批评的重心几乎完全倒向黄河，而基本只出现于第一章的黄河的叙事功能和符号价值在文本实际里本不具备特殊性和优越性，但是，“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则被忘却了”①。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关于“黄河”的认识装置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它回应的是怎样的“风景”并衍生出

哪些新的意义，作品真正的叙事动力又源于哪里？

正如很多学者所发现的——“寻根文学”是一场事后追加命名的文学思潮，将《北方的河》纳入“寻根文学”的阵营就如同将其予以“知青文学”的标签一样，与作品问世之初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呼声并不一致。当时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和热情主要集中于一点——时代精神。如蔡翔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中认为：“黄河作为巨大的象征体，蕴藏着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全部奥秘。”刘亚伟的《北方的河——时代的精灵》认为“河是人格化的河”，“传达着伟大的中华民族”，“义无反顾开拓进取的悲壮的悲剧精神”。周永明在《〈北方的河〉与父亲原型》中认为其“符合了我们这一充满了进取和活力的时代人们的心理需要”。滕云在《〈迷人的海〉与〈北方的河〉》中认为作品是对“‘奔向大河’的时代精神的历史—美学概括”。今天再来看这一时代精神，大概就是一股强劲的由现代化想象、进化论逻辑、民族国家改革方案预设的，由思想解放、开拓进取、民族复兴、理想主义、阳刚之美等社会思潮支撑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文学主体论等文学思潮呼应的思想洪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有评论者看到《北方的河》“折射改革的光芒”②。这也正如程光炜所说：“我们注意到大量丰富、复杂和细节化的文学作品被普遍地‘口号化’、‘知识化’了，无数的文学作品身上，都夹带着时代口号、思潮、话语和知识的印迹。”③

于是这些批评大多又得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河流是民族（人民）的化身和象征，只有李劼、南帆等少数评论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北方的河》，并认为“作者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看到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把握住时代脉搏的跳动”④。可值得注意的是，当《北方的河》中的“他”发现 “黄河像是我的父亲”⑤ 并终于弥补了从小父亲抛弃母亲造成的巨大情感空位时，我们也在后来张承志不断地对华夏文化传统有保留的强烈批判中，发现其“恋父”/“弑父”并存的矛盾心态；同时，当他宣告“额尔齐斯河是我的”，并以岩石和河流的区别将自己和徐华北、“她”和众人划清界限时，我们不能因为作者秉承的“为人民”的写作理念就认为河流是人民的象征。在时代共名规约下的文学批评，恐怕一开始对张承志的定位就是一个误会。

在紧接着的“文化寻根”热中，“黄河”所承载的华夏文明和“横渡黄河”所契合的民族崛起等象征寓意又进一步得到加强，就是在90年代后逐渐升温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框架里，“额尔齐斯河与黄河，他们其实只在一个意义上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同处于中国国家领土范围内，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国家政治的象征”⑥。由是，我们不仅确信了作为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黄河记忆”怎样定格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并浓缩了一个民族的青春认同；我们更看到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族开拓进取精神，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90年代至今的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北方的河》怎样一次次被评论家看重并成为理解复杂文化现象的有效文本；有着强烈主观印象色彩和梵高画风的黄河意象又是怎样一步步被解释成中华民族、华夏文明及至民族国家的象征。

当然，张凡姗也注意到：“他要囊括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中原’式的山川，所以他把这条处在新疆的且是与其他国家共享的一种‘边缘’式的河纳入到了‘民族意识’的表述中”，“作者以此来悄悄地把‘民族’指认为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⑦。这是在民族国家认识框架里合理而重要的发现，但鉴于当时张承志还未有旗帜鲜明的族别意识和国家立场，对额尔齐斯河不厌其烦地反复提起和隐而不彰的边缘叙事，主要还是源于作者当时对新疆生活的特殊偏爱吧！主人公“他”20岁时的陕北游是从“新疆出发”的，游黄河的壮举也是始于“他”在阿勒泰插队的时候爱上下河游泳，主人公面对现实难题时最为想念、提及最多、最能平衡其现实压力、给予其奋斗动力的恰是“自由的北国的额尔齐斯河”。另一个与边疆文化认同感相关的例证是作品主要人物的新疆背景：主人公是“自己跑去”新疆，六年新疆插队生活后又在新疆大学上学，这些北京青年（除了“她”）都曾在新疆插队，备考研究生出现问题时都多次需要新疆来电来函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