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学对比中探讨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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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民族是有着鲜明的特征的。既然每个民族都有“只属于他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点、特殊性”，那么，作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的文学，也就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的烙印，即民族特点。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有其独特的色彩，才使一个民族的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学。本文从中西文学对比中探讨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关键词：中西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45-03

文学的民族特点是构成民族文学的基本因素，离开了文学的民族特点，也就没有民族文学可言了。与民族构成的内涵相一致，民族特点也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使之实现现代化，这与处在变革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施加限制，把这种影响纳入到积极地重建民族新文化的轨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前者作为浪漫主义者的自觉追求，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者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是浪漫主义者基于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自然地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来接受西方文学的观念、准则，或对此加以无意识地误读的结果。

一、民族传统文学的特点

就其内容而言，包括民族题材、民族性格、民族习俗、民族等；就其形式而言，包括民族语言、民族体裁和民族表现手法等。而其中，民族题材、民族性格和民族语言对于构成民族特点的作用尤其重要。

先看民族题材。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来看，文学和生活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没有被反映者，也就没有反映。各民族特殊的历史和生活，是文学民族特点赖以形成的源泉。没有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就产生不了民族文学。反之，不能真实地揭示民族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就不能称之为民族文学。

再说民族性格。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形象、典型反映生活。同样，作品的民族特点，主要是通过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这是因为，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创作过程中，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他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个作品渗透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民族的心理素质。作品真正地表现出了民族的性格，读者就会毫不迟疑地辨认出它的族属。

第三是民族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具有民族风格的语言，对于构成文学的民族特点是十分重要的。生动有力地表现民族生活，刻画民族性格，也最易于为本民族人民所接受。同是用汉文创作，汉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的语言风格是有显著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表情达意、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着本民族的特点和方式，而这些特点和方式又是由本民族人民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所决定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可以从语言风格上就能判断出它是哪个民族的文学。总而言之，植根子民族生活土壤之中的民族文学，必然显示出鲜明的特点。既然如此，界定民族文学的归属，也就不能不考察它们所具有的民族特点。换言之，文学的民族特点，应该作为界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重要标准并非唯一标准。我们在认为民族文学必须具有民族特点的同时，也认为民族文学与文学的民族特点并非同一概念，亦即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民族文学。例如，我国有一些汉族作家，他们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乃至语言，都比较熟悉，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而且还表现出了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样的作品，能否划为少数民族文学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作家。

二、中西民族传统文学对比分析

在新文学史上，胡适提倡“全盘西化”最力，而他在个人婚姻危机中却向传统道德投了降。郁达夫小说关于性心理的露骨描写曾令卫道者目瞪口呆，可他《沉沦》中的主人公在窥浴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反映了儒家禁欲主义道德观对他的深刻影响。徐志摩的诗曾被贬为“欧化”，今天的读者却发现它们原来颇有婉约派词的韵味。这些表明，人们向外国文学吸取经验的理性追求，注定要受他们的观念、情感和潜意识层面的民族传统因素的制约。文学的民族特性，正是人的由文化所铸成的民族特性的自然流露。因而可以肯定，具有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它的文学在走向“世界的文学”的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相反，在克服民族片面性的同时，这种民族性倒会变得更加鲜明和丰富多彩。当然，这一过程充满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刚引进的西方文学思潮，因它与民族传统不相容而备受冷落，但少数先锋派接受了它，它就与民族的传统开始对话。于是它被慢慢消化，一些要素沉淀到民族传统里，传统得到更新，这些要素也获得了中国的特点。这时原本保守的人们会改变敌视的态度，把这些外来的文学要素当做传统的东西加以肯定。可是进一步向异域吸取艺术经验的过程不会就此中止。先锋派力图引进外国最新的成果，从而在新的水平上又展开了中外文学的对话。从林纾大量编译西方名著，五四时期广泛引进西方文艺思潮，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在左翼文艺界确立领导地位，直至新时期文学新格局形成的过程，都经历了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历次围绕某一中心问题的文艺思想论争，因某一艺术创新所引发的新旧两派的对立，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表现。这样的冲突有时甚至还会采取破坏性的形式，如“文化革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摧残。要避免这类消极后果，就必须把中外文学的交流由盲目、被迫改为自觉和主动，使之纳入良性互动的轨道。这就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用民族化的旗帜引导人们自觉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用世界性的眼光吸收中外文学的精华，使民族文学传统永葆活力。

在审美价值的取向上，中国传统文学重视历史真实，把史家的记载视为立论、创构的逻辑起点，并当做判断是非、高低的标尺。中国最早的散文《左传》，就是根据编年体史书《春秋》而成书的。它可以根据《春秋》里的一句历史记录，如“郑伯克段于鄢”，敷衍成繁简得当、条理清晰、语言洗练的历史散文，还可以把历史上闻名的战争记载，扩展为《蹼之战》之类的战争故事。再比如《毛诗序》在解释每首诗的主题的“小序”里，认为《关雎》是记载“后妃之德”，《葛覃》是记载“后妃之本”。这些拘泥于史籍的文学写作模式，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时，才在序里明确表示“不足取”。可是以史为据的考证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条主流，甚至可以在许多现、当代作品里找到“推广历史的真实”的例证。西方作家则不然，自亚里士多德在《荷马史诗》里总结出“说谎”艺术至今，虽有福楼拜等人倡导过尊重历史真实的文学主张，但从整体上仍然不成主流。盛于西方并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都是重艺术抽象，轻历史真实。他们认为：文学，就本质上看，不是现实，也不是直觉、经验和记忆，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假象”，是个虚构的世界；“‘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突出的特征”。因此，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主张“对历史添枝加叶”，德国剧作家席勒认为“严格注意历史真实往往损害诗意真实性；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他们都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摆布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