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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贺年卡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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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行全球的贺年卡不知起子何时,为何人所创造。但我国古代就有此风俗。宋周焊《清波杂志》记载:“至正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人令人持马衔,每至一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这就是贺年卡的滥觞。后来,投帖贺岁逐渐成风。有遣仆人投红帖到亲友家者,谓之“飞帖”。也有粘红纸袋在门上接帖,谓之“接福”。这就跟后来贺年卡没有多大区别了。但贺年卡之所以珍贵,在于它的设计精美,色彩斑斓以及可以附带写上各种贺词,各抒其情。而且它可以像一股暖流、一阵春风,寄到天涯海角,传递远方的情谊,表达新春的祝愿,这就不是古代“飞帖”所能比拟的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报社编副刊,与众多作家、学者,包括海外和港台的师友都有交往,所以每逢元旦或春节,贺年卡的互寄交流成为惯例。但事过境迁,绝大多数贺年卡都已不知去向。最近整理旧箧,在作家书信堆里居然发现残存的贺年卡还有十余张之多,其中绝大多数作家都已仙逝,睹物思人,倍感惆怅,也倍感珍贵。

萧乾先生和夫人文洁若寄给我的一张贺卡看来是日本制造的。画面是两朵鲜艳的牡丹,一朵怒放,一朵半遮琵琶,被叶子所掩。有中文、日文、英文说明。内页写道:“陈诏同志:谢谢你的贺片,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一切如意,工作更顺利。萧乾文洁若”。看到这张贺卡,不禁又想起1994年10月14日上午,我访问萧老夫妇,临别时他俩殷勤送我出门,不断微笑挥手。这一情景恍惚如在目前。周而复先生的一张“贺年明信片”上写着“新春愉快,创作丰收”。当时这种有号码的贺年明信片刚刚开始发行,写明第二年二月开奖,号码中奖的可以凭明信片领奖,所以买的人很多。施蜇存老先生也曾寄来一张贺年明信片,并附言说:“贺新岁,祝健康,希望你中头奖发一笔小财。”虽然我没有鸿运高照,中奖发财,但施老先生的一片美意以及他的幽默风趣的性格却表露无遗了。

端木蕻良先生及夫人种耀群寄我的一张贺年卡明信片上写道“祝1993新年春节快乐I好运!大丰收!”这张明信片看似平常,但仔细一看,背面有一幅山水画,旁边题着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句:“万顷江田一鹭飞”。更有小字注明:王挥春画,端木蕻良写,这就显得非同一般。后来,端木先生干脆每年春节自己挥毫作画,一幅画一枝浅绿色的梅花,题句“新春喜种”,另一幅画红梅两枝,旁写“梅花精神”。后来才知道他自幼喜爱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

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先生,是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唐醉石之子。果然得乃父之衣钵,唐先生的字也写得好,在文学界是闻名的。我曾去过他家,看到客厅里挂了他的行草书法作品,浑厚、流畅、挺秀、奔放、确实不凡。有一年,他寄我的一张贺年卡,是用隶书写成的“初岁元祚,吉日惟良”八字,文句和书法都显得厚重而古朴,难得一见。此外,还有唐、柯灵、蒋孔扬等多位作家的贺年卡也都个性化、艺术化,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缕述。令人感慨的是,这些作家都在这十几年中遽归道山,悲夫!

在世的作家中,袁鹰先生与我每年互寄贺卡,从未间断。但真情所至,不在乎贺卡好坏,一般都以贺年明信片唱主角。如有一年,他的祝词是“新春欢乐,体笔俱健,阖府安吉”,前年是“新春愉快,百事顺意,体笔俱健”;去年是“百事顺吉,新春愉快、体健笔勤”。总之,拳拳之意,令人感动。港台和海外作家中也有多位师友曾经寄来贺卡,而且都比较精美。如台湾大学教授逯耀东先生和日本翻译家松同荣志先生都寄来极精美的贺卡,令人爱不释手。又如以长篇小说《红尘》一书闻名的台湾作家墨人先生的贺卡尺幅较大,他在空白的一页上洋洋洒洒写了百多字,谈他的起居、旅行、创作和出版,等于一封短信。但最令人爱不释手的是以下两张贺年卡。

一张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在1986年(丙寅)元旦寄给我的日本制作的贺卡。画面是一只娃娃玩的布老虎,稚拙得十分可爱。右上角印有一个“春”字,伊藤先生用毛笔写的汉字“恭贺新禧”,下署“伊藤澈平鞠躬丙寅元旦”,并有附言云:“解放日报两份早已接到,非常感谢,六月在哈尔滨再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曾采访过他,写了报道,所以寄报纸给他。“六月在哈尔滨再见”是指第一届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

另一张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兼历史系教授周策纵先生的贺卡,是他自己设计特制的桃红色的诗笺。右边是他自己填自己写的一首《扬州慢》词,左边写着三行英文,表示他对我的思念和祝愿,下面是他和夫人吴南华的亲笔签名。旁边还有他的手笔附言:“陈诏先生:十一月二日回家,当晚即伤膝,住医院十余日,致迟未作书。目前已在复原中,祝你新年快乐!策纵十二、十九、九二。”这是我收藏的一张最华贵的贺年卡。

岁月流逝,风俗变迁。现在,电话、手机短信拜年迅速兴起,贺年卡已退居二线。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也要成为历史的陈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