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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者杜拉(外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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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听诗人伊沙讲过一个段子:一日京城聚酒,满座皆喝大了头,狗子亦然。黎明,塞进车里寻找下一个根据地,一拉开车门,狗子即轰然倒地,半瓶酒还握在手里。可贵的是,人虽倒地,但瓶口朝上!

关于古今饮者,我们已听到得太多,必洒脱风流,心向往之。饮者魅力何在?打个禅语:魅力全在酒里。酒不同,饮法不同,境遇不同,或对饮者殊异,魅力亦不同。古有陶潜,酒壶挂在锄杆上,讲究闲适和微醺,“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大饮者李白,不同于陶令之“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而是痛饮狂歌,或醉眠酒家,或山中独饮,“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寂寞圣贤需要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大道不得出者需要酒,世事飘零酒一杯;万念俱灰者需要酒,但愿长醉不愿醒,杀人者武松需要酒,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豪情万丈需要酒,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愁肠百结需要酒,百壶涤荡千古愁……

我的身体是什么时候喝坏的,不太清楚。第一次醉酒,是小学四年级,与几个金兰兄弟酗酒为盟,从此爱上饮酒。大学时,二锅头八毛钱一瓶,燕京四毛,花生米五毛,喝了三年,直到打不起酒。毕业后,工作便利,尽喝不花钱的好酒,但已渐渐喝不出滋味。四年前,身体坏掉,滴酒不沾,酒席间寂寞难忍。如今刚刚恢复少许功力,但与当年比,已是天上地下。

喜欢上杜拉这个女人,也是觉得她像一个饮者。曾看到一张她的照片,席地坐在台阶上,手里把着酒瓶,阳光灿烂,笑容萎靡。她基本上是这种喝法:早晨起来后,直接去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喝到呕吐,“酗酒人早晨吐的那种粘液”,吐后必须马上补充新的酒,继续喝,吐过两轮之后,就会趋于稳定,“这样我就好受多了”。在杜拉老年的文章里,酒精中毒般的胡说八道已经尽显,一个坏女人的魅力和才华也被酒精逼了出来。《情人》写于老年,虽然它像“一堆狗屎”(杜拉自况),却也给作者带来了辉煌的晚景。《物质生活》更是一种胡说八道的产物,就像她那些胡说八道的语录一般(“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极端的个人风格凸显,“写作就像微风般自由吹拂”。这个女人,一生被酗酒和所困,最终也是靠酗酒和解脱。晚年,与那个大个子扬・安德烈亚演绎着奇异之爱,并沉陷在酒里不能自拔。为什么要饮酒?因为内心孤独,而“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醉酒可以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狂饮可以代替死亡,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也许,酗酒本来就无理可说,什么也不为。

杜拉一生拮据(饮者大抵皆如此),因此锱铢必较。70岁时靠《情人》获龚古尔奖而一纸风行,稍微好过一点。但这个奖似乎也有点施舍的成分,评委之一罗布莱斯说:纯粹是为了照顾她,我们可怜她,因为她酗酒,不可救药,我们想她这辈子完了,给她这个奖,可以给她一个安慰。米歇尔・芒索叭干脆地说:“你没看见,她正在走向死亡。”而在我看来,她似乎在走向新生。

1996年3月,杜拉在医院里饮下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杯酒。“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她说,“我知道不喝也不行。”

那个街头的大师走了……

早间看电视新闻,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死了,死在法国南部的吕贝弘小镇,享年95岁。就像一则娱乐新闻,播音员的语调欢快而轻松。这个人太老了,老得成了一个传奇,一个明星,一段历史。也难怪,他24岁即成大师模样,活过了整个20世纪,从教科书的封面活到了封底。他的那些老伙计早已作古,惟有他躲在人问享尽尊荣,成为最后一个大师。

最早喜欢起他,是看一张萨特的肖像。背后是雾巴黎,他站在桥头,抽大烟斗,左眼正视,右眼斜视,看得我心惊肉跳。那时崇拜老萨,于是也顺便记住了这位摄影师。他拍过不少这样的肖像,比如抚弄鸽子的马蒂斯,比如雨中横过马路的贾克梅蒂,像个抖擞着翅膀的落汤鸡,神情陶然,沉陷在雨中。

他最好的照片,是那些街头照。此人一生热爱街头生活,像个生活里的大贼,一动不动地躲在黑暗的街头等待猎物出现。他最早使用了莱卡3s毫米相机,并使这种轻盈便捷的小莱卡成为一种时尚。像一支碳笔,他的相机成为一种记录街头生活的工具,便条或札记。不摆拍,不用闪光,放弃色彩,满足于看,捕捉,(如桑塔格所说,一种观看的伦理学)在一个恰当的时刻激动地按下。这个捕猎的老手内心暗藏诡秘,却又不动声色,让那些镜头前的猎物们自由自在地踏进蹦蹦跳动的暗箱。从爪哇的集市到中国的码头,从圣雄甘地到威廉・福克纳,他一生辗转几大洲,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定义了摄影行为。

这个人一生躲在镜头的后面,从来不愿让镜头对准自己。他的躲藏也成了一种习惯,像精明的捕猎者。他曾是玛格南图片社的发起人之一,“居住在巴黎的副主席”,但与玛格南的其他老伙计相比,他的命运是如此不同。玛格南的第一任主席、号称“为了人类”的罗伯特・卡帕,1954年在印度支那踏响了人生的最后一颗地雷;行走在山间的比肖普,终因车祸葬身在安第斯山脉;玛格南的第二任主席戴维・西蒙,也宿命般地死在了埃及的机枪下……而布列松却躲在生活的背后:一动不动,掂量着一个个“决定性的瞬间”……

法国总统说,法国刚刚失去了一位天才摄影家,一个真正的大师。在我看来,他早已离去,或从来不曾出现。他的死,也许只是将自己藏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