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瓶梅》中寡妇再嫁看晚明女性文化的民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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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贞节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金瓶梅》中，这种传统的婚姻文化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中寡妇再嫁这种女性文化现象的观照，探讨晚明女性文化的民俗特点。

[关键词]《金瓶梅》；寡妇再嫁；女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77-02

贞节观念在先秦时代只是一种象征，极少有人去认真照着办。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才把贞节观念以法令形式付诸实践。到了汉代，贞节观念被进一步加强，儒家倡导的“男尊女卑”、“从一而终”、“不事二夫”等思想成了正统的统治思想并得到广泛传播。到东汉时，班昭作《女戒》，对女子贞节提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化理论，宣扬“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要求妇女“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迄”。后世将《女戒》列为“女四书”之首。汉代以后，誓不二嫁的贞女烈妇不绝史书。到了宋代，贞节观念被理学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程颐认为，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但寡妇再嫁是失节，就是男子“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明、清时，全国各地到处建贞节堂，立贞节牌坊蔚为一时风气。据史书统计，明代节妇达27141人，说明贞节观念已“宗教化”了。

在《金瓶梅》中，这种传统的婚姻文化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孟玉楼、李瓶儿、潘金莲等人均有多次改嫁的经历，且她们均都“孝服”未满就改嫁。《金瓶梅》中经常提到的是妇女的再嫁，所谓“初嫁由亲，再嫁由身”，少女的初嫁是不自由的，但再嫁就由自己做主了。从这两方面看，所谓的婚姻自由是部分的、有条件的，这正表明了商业文化的过渡性特征和以“利”为中心的原则，寡妇改嫁已不再是凤毛麟角的鲜见之事，而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可见，官方的提倡并不能完全禁锢住被压迫女性渴盼自主、追求自身权利的心灵世界，世俗社会中颇不乏与宗法传统道德、官方说教相对抗的巨大潜能。《金瓶梅词话》对明代市民社会迥异于传统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反映。它不仅写了寡妇的再嫁，如潘金莲的初嫁武大郎，再嫁西门庆；而且写了寡妇的三嫁，如孟玉楼初为杨家妻，次为西门庆妾，再为李衙内妻；甚至四嫁， 如李瓶儿初为梁中书妾，次为花子虚妻，再为蒋竹山妻，终为西门庆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婚恋描写中，寡妇的再嫁，都带有自我做主、自择夫婿、自选人家的性质。

在《金瓶梅》小说创作的时代，如果寡妇要改嫁，法律限定的条件是：第一，要在为亡故的丈夫服丧期满（27个月）以后。如果是在服丧期间“身自嫁娶”者，要处杖一百的刑罚。而命妇在夫亡服满后再嫁的，也要同样处以杖一百，并且还要追夺册封的文件，缔结的婚姻无效，双方必须“离异”。明知道寡妇丧服未满、或者是明知道是命妇，仍然与之结婚的，也要比照寡妇的罪名减五等处罚（笞四十），已经交付的彩礼全部没收入官府。第二，必须得到前夫家家长的同意，以及由前夫家的家长来主婚。第三，只能带走本身的陪嫁财物，不得带走前夫家的财产。第四，子女只能留在前夫家。另外，如果寡妇本人愿意守寡，而家长强迫寡妇改嫁的要严惩。下文具体分析《金瓶梅》中的寡妇改嫁情形。

其一，寡妇再嫁，如潘金莲初嫁武大郎，再嫁西门庆。小说介绍潘金莲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9岁被卖在王招宣府里。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30两银子把她转卖予张大户家。金莲18岁的时候，大户把她收用了。因主家婆不容潘金莲，大户倒赔妆奁，把潘金莲嫁给了武大，照旧看觑她，不想大户因患阴寒病症死了，主家婆将他们赶出门，武大只好在外租房居住。后潘金莲遇西门庆，与之通奸，害死武大，得嫁西门庆。对于寡妇改嫁是否能够自己做主，小说里王婆所引的“幼嫁由亲，后嫁由身”，实际上并不符合当时法律的规定。妇女第一次出嫁，是必须由家长主持，而在丈夫死后改嫁时，也同样必须经过夫家家长的同意与主持。没有按照法律原则的，就会有坏的结果与报应。所谓“后嫁由自己”应该是有着一些特殊的前提，比如自己父母都已过世，夫家也没有尊长亲属，小叔子不是尊长，没有主婚的权力，所以叫做“嫂叔不通问”。所以，潘金莲改嫁时就是在这样相对特殊的前提下进行的，她父亲已去世，母亲又做不得她的主。武大父母已去世，小叔子武松没有主婚的权力，所以“孝服”未满的潘金莲就这样 “初嫁由亲，再嫁由身”地改嫁了。

其二，寡妇三嫁，如孟玉楼初为杨家妻，次为西门庆妾，再为李衙内妻。孟玉楼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不幸她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面。她守寡了一年多，身边又没子女，只有一个小叔儿。有他家一个嫡亲的姑娘，要主张着她嫁人。反对孟玉楼改嫁的是她丈夫的娘舅张四，他唯恐孟玉楼改嫁的时候带走了她丈夫的财产，最后张四和杨家姑姑大吵了一场。显然，上述的孟玉楼的改嫁基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姑姑是法律规定的有权决定并主持寡妇改嫁的“期亲尊长”，而反对者前夫的母舅在法律上只是远亲，没有发言权。不过她丈夫死了才一年多，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出服丧期。这在士大夫家庭会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普通人家已是足够了。她带走的只是大床、箱笼之类动产，没有办法确认是自己的嫁妆还是杨家的财物，但是至少房产、有关买卖上的债权都确实是留在了前夫家。其前夫的家人和街坊四邻无人就此说三道四，其中虽有争执，只是财产的纷争，而与孟玉楼改嫁一事丝毫没有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改嫁的孟玉楼还有自主选择改嫁丈夫的权利。如第91回“孟玉楼爱嫁李衙内，李衙内怒打玉簪儿”中，当西门庆去世一年多的时候，官媒陶妈妈来为李衙内提亲，当陶妈妈说娶她去做正房时，她是“千肯万肯”。到晚夕，一顶四人大轿，来娶孟玉楼。玉楼先辞拜西门庆灵位，然后拜月娘，坐大轿，送到知县衙里来。由于孟玉楼前一次改嫁比较合乎规则，作者也为她顺利地第二次改嫁埋下了伏笔。李衙内和孟玉楼结婚后，两人“女貌郎才，如鱼如水”，确实做了长久夫妻。

其三，寡妇四嫁， 如李瓶儿初为梁中书妾，次为花子虚妻，再为蒋竹山妻，终为西门庆妾。小说介绍李瓶儿是因正月十五所生，正好有人送了一对鱼瓶儿来，所以小名就叫“瓶姐”。长大后先是到了大名府的梁中书家当小老婆，后来梁山好汉打进大名府，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李瓶儿乘乱带了梁中书家的“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逃到东京投亲。被正在朝廷得势的花太监看中，把她嫁给了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为正妻。老太监死了以后，就和花子虚回到花家故乡清河县。花子虚和西门庆结为一伙。李瓶儿看上西门庆，两人先是有了，花子虚一死，李瓶儿就急着要嫁西门庆，情愿当第六房小老婆。西门庆还有点顾虑，毕竟要花子虚的大哥同意。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李瓶儿招赘蒋竹山”中，西门庆亲家因事干连他，在家躲避不出，李瓶儿大病一场，病好后就嫁给了为她治病的蒋竹山。西门庆回来后大怒，设计害蒋竹山。李瓶儿得知西门庆回来了，赶走了蒋竹山，自愿倒贴进西门家，还把自己和花子虚的所有财产都给了西门庆。次日，雇了五六副扛，整抬四五日。西门庆也不对吴月娘说，都堆在新盖的玩花楼上。择了八月二十日，既无媒婆又无主婚，为前夫花子虚的服丧期也没有满，就这么“后嫁由自己”地进了西门家。这样的不圆满改嫁就为她以后的悲剧下场埋下了伏笔。

从《金瓶梅》中寡妇改嫁的情节来看，当时社会，普通平民寡妇改嫁很常见，也是社会舆论所容许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古代法律所规定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儒家的教义是一种伦理道德要求，而法律的要求是比较低一层次的。除了读书人士大夫、官员以外，对于普通百姓并不严格要求寡妇一律不得改嫁，从一而终。从《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中叶市民社会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尽管当时传统的偏见仍然在寡妇再嫁问题上有所保留，宗法道德规范仍对寡妇再嫁有一定影响，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往往倾斜于对自身权利、自身幸福的追求，表现着对群体意识束缚的一种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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