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七”纪念塔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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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瑞士名城日内瓦建造了作为标志性建筑的37.5米高的圣彼埃尔大教堂。于是，37.5米就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就成了日后建筑师不可突破的底线。谁若超越这一高度，那就“拆你没商量”。于是，日内瓦坚守精神高度的执着精神历来传为美谈。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西方人注重物质利益，中国人崇尚精神追求。其实未必。日内瓦的坚守就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反例，而“二・七”纪念塔的“失守”则从另一方面给上述论断以沉重打击。
“二・七”纪念塔是中国城市郑州的标志性建筑，是为了纪念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反抗军阀残酷压榨而举行大罢工并遭到血腥镇压而建造的。这座高 63米的纪念塔自然成了郑州市的标志性建筑和光荣的战斗精神的象征。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郑州没有其他建筑超越 63米这一高度。
当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之后，郑州也像中国许多城市一样，超越 63米的高层建筑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不过，纪念塔周边地区尚未出现高层建筑。据云，当时曾经有所限定：以纪念塔为圆心，以200米为半径的圆形地带内不能建造超越63米的建筑。
然而，曾几何时，这一限定就被突破。如今，距纪念塔不到50米的范围内就耸起了不止一座百米左右的高层建筑。纪念塔位于郑州城区中心和商业黄金地带，那些“大款儿”哪有工夫理会什么精神的高度，他们日思夜想的是生意的热度和黄金的纯度。而不可思议的是，郑州的行政主管部门为什么未能坚守这一精神高度而步步退让呢？结果，终于使“二・七”纪念塔在崇山峻岭般的商厦包围中沦为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如果说这是精神对物质的屈服，这是理想对金钱的下跪，恐怕也不为过。
郑州人原先以“二・七”大罢工和“二・七”纪念塔为自豪。现在似乎事过境迁，很少有人提及那些事情。人们早就厌倦了战斗而忙不迭地恭喜发财，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那座纪念塔的来历。当今郑州人每每称自己的城市为“商城”。然而，商城人岂能沦为只顾商业利益而抛却精神追求的经济动物？
日内瓦圣彼埃尔大教堂对精神高度的坚守和郑州“二・七”纪念塔可悲的“失守”，不值得郑州人以至于每一个中国人去深思和反省吗？
思想解放与文化兴衰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一旦成为一种对自由的禁锢，那么，它就不可能促进文化的兴盛，反而会抑制文化的发展，以至于使之趋向衰落。这是否可谓思想与文化之关系的一种悖论？
汉武帝采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于是，春秋战国时期那种“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的文化现象随之寂灭。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到这位所谓“汉武大帝”的小家子气。当时，统治者所重视的散文，由于要求一味地表现儒家思想而一蹶不振，哪里能同各抒己见、生动活泼的先秦散文相比肩？相反，不为统治者所看重的汉乐府民歌却蓬勃发展，成为两汉文学之奇葩。
以唐诗为代表的唐代文化之所以灿烂夺目，辉耀千古，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并不采取思想禁锢，而采取文化开放的政策。人们往往把汉代和唐代相提并论，因此有所谓“汉唐气象”之说。但是，如果从文化繁荣这一方面来衡量，汉要远远逊于唐。唐的大气造就了唐诗这一千古难以逾越的巅峰。唐代的散文、传奇、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等文学艺术领域也名家辈出，成就非凡。
在宋代，统治者一方面采取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又对文人加强思想控制，使之对于正统思想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施以颜色。因此，两宋的著名诗人，大多都经历了牢狱之灾，而词人却能幸免。这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诗言志，词抒情”，认为诗是表达时代正统思想的正统文体，而来自民间的词，则被看做是表现“艳情”的旁门小调，不被重视。因此，文人还是以写诗为主，只在“诗之余”才填词，词的“诗余”之称，正说明了词的地位低下。
不过，以表达正统思想为己任的宋诗，虽然数量竟达数10万首之多，但在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方面，却要远远逊于仅有5.5万首的唐诗，甚至也远远逊于仅有不足2万首的宋词。看来，数量往往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正如俗语所说“四两压千斤”，甚至可以说“四两胜千斤”。
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的思想钳制更甚于宋。文人写诗著文动辄得咎，“文字狱”盛行不衰。据说，有位诗人仅仅因为“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这两句游戏文字便大难临头。这时，诗词成为表达正统思想的正统文体，而恰恰又是这两种文体走向衰落，尽管明清的诗词在数量方面要远远超越前代。反观小说和戏剧，由于不为社会重视，反而成为光芒四射的文体，其中“六大文学名著”都是明清时期的小说，此时的戏剧作品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大放光芒。
综上可知，受到重视的文体趋向衰落，是由于其被要求表达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则往往是一种对自由的扼杀，那么，它的衰落便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而受到轻视的文体，却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反而趋向繁荣。历史有时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兴。是说国家处于“不幸”时期而文学艺术则可能繁荣兴旺，而标榜为“盛世”的时期，则自叹弗如。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是起于1919年，终于1949年。这30年，战火连绵，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内外交困，可以说是“国家不幸”。然而文学艺术却生机勃勃，高度繁荣，文坛上不仅出现了众多的流派，还出现了至今也难以逾越的“鲁郭茅巴老曹”6大家。这不值得今人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