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自由:温柔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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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环境中，互联网对于全球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不可忽略的是，网络传播是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创造自由神话的同时，也徒添了许多新的障碍，它在带给我们自由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无形的约束。

微观层面：自由戴着镣铐跳舞

信息社会之中，资讯纷繁复杂。互联网在及时处理资讯、自由交流信息的过程当中功不可没。在乐观主义者看来，网络似乎构筑了一块言论自由的乐土，成为现代社会中最理想的公共领域。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必须要存在一些结构性因素，如果公共领域的成员之间关系过于友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台湾南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翟本瑞教授认为：1．由于网络中的匿名性，使得参与言论的网民往往不具备责任感和充足的理性认识，所作出的结论很可能是草率而粗浅的；2．由于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不同的社区随意切换，并选择与自己态度、立场相符的场域表达意见，因此社区中的同构性很大，随着不同意见与立场上的冲突愈来愈少，公共领域将逐渐转为私人领域。所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并不存在。

与此同时，互动性和及时性所带来的另一个神话就是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的实现。然而，正当我们为这种快捷而神奇的沟通方式感到欢呼雀跃之时，殊不知我们已身陷巨大的网络监控之中。通过网络监听技术，网络管理员不仅可以监视网络的状态、数据流动的情况，同时也能捕获相关口令或机密信息，这在局域网中尤为常见。很可能的情况是，用户在网上和朋友聊得兴致勃勃，素不相识的人在另一端看得津津有味。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自由也就越是束缚，在网络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秘密可言。

除了及时互动，互联网吸引网民的还有其海量的信息容量，我们往往沉溺其中而乐此不疲。但是当我们任意在网上浏览或是利用搜索引擎寻找目标信息时，难以想象的是，自己很可能就成了广告商的目标。搜索服务具有为商家搜集空前多的顾客信息的能力，一旦当我们进入网络时，我们就开始被跟踪。这样，在网络空间里便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在网络中人们一方面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受到他人的控制。

中观层面：集权之外唯有孤音

网络被赋予的另一重要的特性就是去中心化。在互联网中，任何人都能自由地信息和观点，并使之成为其他网民的“注意力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论自由在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呈现出全面“分散”的状态。信息的流动被看作是均衡的。因此，在网络中没有权威者，更没有把关人。麦克卢汉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

然而，尽管在技术上互联网充满了“去中心”的无限可能，但实际上互联网走的是一条传统媒体的老路，并且日益变成传统媒体的一部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互联网业拥有者所进行的疯狂并购，使得在网络世界中出现了一批诸如时代华纳、微软、雅虎、思科等这样的网络巨头，他们包揽了大量的从网络内容提供到网络接入、网络设施配置等一系列的服务，从而掌控着全球信息的生产和流通。

福柯对权力的界定是：“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躲藏在我们背后来鼓励我们、暗示我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在暗中设计我们的行动、规定我们的言语。①而在网络世界中，随着网络巨头的出现，纯消费的信息将得到很好的传播，而不同的声音和非主流的声音将被放在一个类似海德公园的地方，被人当成笑料观看。②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不得不依赖这些大型守门人所选择的内容，看似自由，却不知我们早已被无处不在的权力包围。

宏观层面：数字鸿沟难以逾越

网络传播一度曾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认为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能给世界各国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群带来充分接触信息的机会，从而把其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差异性减至最低。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异与鸿沟不但没有减小，反而还有增大之势。

“数字鸿沟”一词由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提出，主要包括了国际鸿沟、语言鸿沟和国内不同区域和阶层之间的鸿沟等，而首当其冲的是国际鸿沟。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在网络普及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网络不平等的分布使得信息流总是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的地区。其次是语言鸿沟。在互联网上，使用英语的网页信息占到了全部总量的87％，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英语国家和北美文化借助语言这个载体已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扩散，即便网站上使用的是本国语言，很多有关国际事务的报道和资料也由英语翻译而来。长此以往，浸润在英语当中的英美文化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及对新事物的判断，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也就是他们在网络上占据了话语的支配权。更为关键的是，尽管网络普及是消除“数字鸿沟”的前提，但却不是其必要条件。根据祝氏数码指标对中国香港、内地及美国的数码鸿沟所进行的比较发现，香港的数码鸿沟最大，内地次之，美国最小。而香港与内地城市广州、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40％、24％和30％。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互联网在信息一体化的世界中已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没有人会因为互联网存在缺陷而对之加以排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给予我们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网络控制。就目前的形势观之，网络传播所带来的颠覆性传播理念固然激动人心，但网络的影响力依旧受到现实社会构架的制约。

注释:

①佘碧平:《权力―知识―主体:福柯的后现代分析》,.

③由祝建华教授的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作者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