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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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
关键词：西晋；文学；绮靡；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04-06
近读曹旭、王华二先生《论西晋诗学》一文，[1]（P40～48）有几点不同意见。首先，将“西晋诗学”一概视为“情采和绮丽”是不全面的；其次，对西晋文士的生存境况和西晋社会的认识不完全符合史实，因而对“诗缘情而绮靡”的形成原因未做深入探究；再次，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这明显拔高了“西晋诗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与西晋文学的实际成就不符。本文拟围绕西晋文学对愤慨和灾难的抒写、西晋“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和西晋文学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与曹、王二先生商榷，二是力求客观地认识西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西晋文学对愤慨、灾难的抒写
后人对西晋文学的认识、评价主要依据刘勰、钟嵘等人的认识，普遍将西晋视为文学的形式美层面得到集中开拓的时期，给西晋文学风格作了一个总结：“绮靡”。①那么，“绮靡”是否就是西晋文学的全部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西晋文学的风格曾发生过明显的转变，具体说，西晋文学虽以“绮靡”为主潮，但同时存在抒发愤懑和抒写灾难的一路诗歌，其典型代表是左思（250～305）和刘琨（271～318）。
左思通过文学实绩荡涤西晋“绮靡”文风的作品是《咏史诗》八首。刘勰说：“左思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左思的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品》）明代学者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说：“左太冲五言《咏史》，出于班孟坚、王仲宣，而气力胜之。”上述诸家大力肯定了左思《咏史诗》抒发“怨”情寄寓讽喻的特点，“气力”是左思诗风迥异于张、潘、陆诸人的内在根据。
左思的《咏史诗》善于用典，追求对偶，显然受到西晋“绮靡”文风的影响。但是，由于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富于反思、批判力量的诗人主体人格映现于诗中，读者并不在意《咏史诗》的词采，完全被诗歌的精神吸引。左思的诗歌气势充沛刚健明朗，极富批判色彩，与张华、潘岳、陆机等人诗歌的患得患失迥然不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2]（P155）严羽说的就是左思诗歌气力弥漫的特点。西晋“绮靡”文风对左思确有影响，这从他花十年写《三都赋》可以见出，但《咏史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抒发愤懑逐渐成为左思诗歌的主要内容，其诗歌风格与西晋“绮靡”文风逐渐疏离，最终形成西晋诗坛上特异的风景。左思以他的诗歌实绩彰显着西晋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及发生的明显转变。
刘琨的诗是个人真实生活、战斗经历的记录，他能放眼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中下层百姓，以诗歌抒写晋末动乱及外族入侵导致的国家、个人灾难，风格悲壮，充溢末世情愫。钟嵘《诗品》评论其诗曰：“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3]（P20）《扶风歌》写离京赴并州抗击匈奴的途中所见所感，全诗可分三层。第一层从首句至“泪下如流泉”，写出任的豪情和内心的隐忧。第二层自“系马长松下”至“吟啸绝岩中”，写途中的艰难和抑郁的心情，通过对“悲风”“涧水”“浮云”“归鸟”“麋鹿”“猿猴”“绝岩”等景物的描写，与“哽咽”“慷慨”“摧藏”“吟啸”等心情映衬，显示出诗人虽豪情满怀但又迷惘、落寞的矛盾。第三层自“君子道微矣”至结束，借孔子、李广的经历感叹个人命运与时代灾难的关联。《扶风歌》极有可能受到曹植《白马篇》和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的影响，但思想情感明显趋于悲壮，此悲壮又是经抒写末世国家与个人的灾难而营造出来的。当个人预感到国家即将覆亡、个人的信仰面临危机时，作为一位秉持儒家“忠恕”理想的士人，不能、不甘心就此选择个人的精神自由，因此最终促成了刘琨诗中的灾难意识和信仰危机。西晋末年士人低落的情绪、凄惨的人生结局在《扶风歌》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重赠卢谌》是刘琨被段匹囚禁，自知必死，写给卢谌的诗，诗歌抒发功业无成的痛楚，激励卢谌以先贤为楷模，继续拯救西晋的使命。张玉《古诗赏析》云：“后六，忽叠四比，比出遭世多艰，士气固易摧折，再用钢金绕指，比出有志者亦复恢心，闵然竟止。”[4]（P315，280）诗歌述及的个人灾难是很明显的。
综上所述，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经西晋文人（尤其是“太康”诗人群）的创作实践，确实形成了覆盖面广、延续时间长的西晋“绮靡”文学。可是，从西晋惠帝朝开始，后宫干政、外戚专权、诸王相争，怀、愍朝时期持续遭遇北方匈奴的侵袭，森严的门阀士族制度越来越稳固，刚刚恢复的士人信仰旋即遭到摧残。上述环境迫使士人形成攀附、阿谀、无操守无信仰的普遍风气，但是，这样的时势也催生出了如左思、刘琨一样愤世嫉俗、关注时世、笔底蕴藏气力的文士。左思集中抒发有才能有理想的寒士对门阀制度的愤懑之情，高扬士人的独立人格；刘琨悲壮地抒写西晋即将覆亡这个特定时期中的个人灾难。罗宗强先生认为，从“适情”的创作动机来看，西晋文学除风格以“绮靡”为特征的傅玄、张华、潘岳、陆机等士人外，尚有“重真情”的“别一支”，左思、刘琨就是体现这一文学创作倾向的士人。[5]（P116～124）
二、西晋“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
后世习惯以“绮靡”概括西晋文学。关于什么是“绮靡”，本文不拟讨论，而主要探讨西晋“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曹旭、王华二位先生《论西晋诗学》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曹、王二先生认为“绮靡”文学观念产生的原因有：（1）社会变化导致诗学观念的变化。“社会由建安的激烈动荡转向太康的和平安逸”，西晋诗人有安定的环境、充裕的时间来“调配”色彩，“镶嵌”对偶，琢磨“新事物、新感觉、新景象”和“新的表达方式”，“在失去了汉魏的古朴之后，收获了晋人的情采和绮丽。”（2）逞才。“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显示自己的个性。”（3）南北文风的融合。“中原、蜀汉、东吴文化互相交流、交融，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诗学质素和新的诗学品格。”（4）扬弃说。既源于建安，又扬弃建安。“太康时代的‘情采’‘绮丽’都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曹植诗歌词采华茂的延伸和发展。太康诗人追求辞藻、句式、对偶、佳句、某个动词的特别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曹植、王粲诗歌的合理继承。”（5）西晋纸的大批量生产、使用。纸的普及可以使诗“写得更多、更长”，可以有“更多的词采、更多的描写、更多的感情、更多的排比的形式，有了足够展现的平台。”他们的论述固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他们的讨论未能触及西晋“绮靡”文学观念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必要再做讨论。
首先，“清议”废弛，名士渐少。《晋书・刘颂传》载：“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 “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纲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今举小过，清议益颓。”
“清议不肃”、清议“益伤”，自汉末延续至西晋的“清议”已不能起到维护名教、荐举人才的作用，以至于西晋根本就缺少或没有谨守名教的名士。产生名士的土壤既然已被铲除，秉持儒家理想的文士纷纷放弃操守、理想。《晋书・傅玄传》载：“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清议”衰退废弛，名教沦为晋身的工具，真正以名教作为立身行事准则的士人在西晋属于凤毛麟角。西晋士人的这个转变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不再汲汲于追求诗文政教伦理功能，将文艺的“文质”关系做了一次颠覆，“文”不仅与“质”取得了同样的地位，甚至可以凌驾于“质”之上， “绮靡”文学观由此具备了思想上的条件。西晋文士不再受“清议”的约束，谨守操守、理想的名士几近绝迹，再没有了建安士人的社会责任和正始名士的个人自由，丧失了创作主体的人格底蕴而流于肆无忌惮地驰骋文辞，“绮靡”文学观由此在西晋达到了最强烈的时期。
其次，玄学思潮的兴起。玄学是在汉魏之际政治、思想、用人制度等共同作用下酝酿形成的哲学思潮，在魏王弼、何晏时期开始成熟，经阮籍、嵇康、向秀，再到郭象、裴，至东晋逐渐流于形式化而衰退。玄学是西晋主要的一种社会思潮无疑。康中乾先生认为：“如果说竹林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从理论上迎合了王弼‘无’本论中抽象与具体之矛盾性中的抽象义，建构了一个以自我意识的独存为特征的‘自然’本体论的话，那么裴的‘有’论则在理论逻辑上迎合了王弼‘无’本论中抽象与具体之矛盾性中的具体义，建构了一个以群有之自生为特征的‘有’本论。不过，裴的‘有’本论在元康时代出现，历史地和逻辑地要求着魏晋玄学在更高阶段上将‘有’与‘无’，亦即将‘名教’与‘自然’整合、统一起来。这一任务是由郭象的‘独化’论来完成的。”[6]（P1301，1304～1305，1318，1044，1043）
裴（267～300年）的“有”本论针对玄学中谈“无”导致的不良社会风气而发，以求捍卫儒家名教。《晋书・裴秀传附裴传》载：“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弊。”郭象（252～312年）的“独化”论更具玄学思辨色彩。据康中乾先生的分析，“独化”包括“自生”（“有”与“物”的平衡状态）、“相因”（事物间的相互联系）、“自性”三个主要内涵。[6]（P1006～1007，28，1369，1419，1467）郭象力图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达到一种“社会的原始和谐”[6]（P1481，1491，1500，1516，1539）。裴与郭象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他们依据西晋社会现实所做的玄学思辨都很有针对性的。西晋世风颓放，“名教”名存实亡，西晋士人普遍缺失理想、操守就正是他们理论提出的现实土壤。罗宗强先生说：“他们的理想人生，就在现实之中。”[5]（P196）罗先生还说：“郭象的这种适性、称情的主张，对于当时士人的心态与行为，无疑有着极大的适应性。一方面它既可以为口谈玄虚、不婴世务找到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可以为任情、为个人欲望的满足的合理性找到理论上的解释。既出世，又入世，要承担社会责任时，他是出世的；要满足个人欲望时，他是入世的。这两个方面，正是西晋士人兼而有之的人生品格。”[5]（P208）
西晋玄学思潮彰显着西晋士人的心态、人格，显示着西晋世风的颓放，同时深深地影响着西晋“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和流行。在西晋，名教不再是士人非要坚守的人生信仰，伪饰之风在文艺领域滋生蔓延。西晋文学人品与文风的疏离是一个普遍现象，文采、风雅成为社会评价士人的标准之一，而谈玄说理无疑最能显示文士的文采和风雅，这就加剧了士人驰骋文辞的浓烈兴趣。
再次，西晋士人普遍具有比较卑俗的个人旨趣。西晋士人普遍存在求名、求利、求全的人生旨趣。《晋书・裴秀传附裴传》载，裴深虑贾后乱政，找到司空张华和侍中贾模，计划废掉贾后，另立谢淑妃为后，张华、贾模惧祸，张华说：“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动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另，《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载：“（石崇）复拜卫卿，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又载：“（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其立意类此。”
张华“优游卒岁”的求全心理，石崇攀附权贵贾谧“望尘而拜”的奴颜媚骨，他们追求“身名俱泰”的人生情趣是比较清楚的。《晋书》中如陆机立身原则的丧失、潘岳依附贾谧、石崇与王恺斗富等表现西晋士人极度现实的人生旨趣的文士言行举不胜举。具有卑俗人生旨趣的创作主体，一旦投入诗文创作，就极易形成特别留意于写作技巧的特点，一为炫耀文才而写诗作文；二是情感蓄积不足，士人普遍缺乏左思式的“气力”，诗文格调极易流于靡丽、卑弱。
综上所述，西晋文学确实存在明显的“绮靡”特征，甚至形成一种观念，广泛存在于西晋多数文士的日常行为和诗文创作中，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辞华丽、精致、细腻、工巧的表现技巧和矫饰的情感。这种特征逐渐凝固为西晋“绮靡”文学观。此种文学观弥漫于整个西晋，只有少数士人（如左思、刘琨等）能够从中逃离。西晋文学对前代文学文辞华丽、描写细腻精工的特点多有借鉴，但是由于创作主体在心态、人格上的缺失，西晋文士主要吸收了前代文学形式美方面的成就，却将前代文学的神髓（建安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正始名士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等）遗落、摒弃了。
三、西晋文学的意义
本文认为，西晋文学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其演进历程的曲折，另一方面是西晋“绮靡”主潮下形成的华美文学风格的丰富内蕴。西晋文学演进历程的曲折前文已有论述，下面主要谈它的华美风格及内蕴。
第一， 西晋之前的华美。在西晋之前，有许多作品就已经展现出了华美的风格，最早的是屈原的辞赋。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环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故能气往烁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7]（P205～206）
“朗丽”“绮靡”“环诡”“耀艳深华”“惊才绝艳”等均着眼于屈赋文辞的华美艳丽。《文心雕龙・辨骚》又说：“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指出两汉辞赋家亦广泛地学习屈赋华丽奇异的风格。《辨骚》总结屈赋的艺术特色为“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同样突出屈赋之华艳。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8]（P47，538）
班固认为，辞赋失去了诗的讽喻劝诫的政教伦理功能，只是驰骋华丽缥缈的文辞。他引述扬雄的话，意在说明辞赋文辞的华丽已经到了十分泛滥的程度。尽管班固并不是在探讨辞赋的特征，但也从侧面指出了两汉辞赋普遍呈现华美艳丽的特点。
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这个“丽”也是华丽或艳丽之意。钟嵘《诗品》评曹植曰：“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3]（P37）肯定曹植诗赋华丽细密的突出特点。
可见，自屈原始，重视运用华美的辞藻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史上，与儒家重质朴的“诗教”观相伴相随。由于两汉儒家思想独尊，儒家文艺思想占据绝对优势，文学创作华美、艳丽一路经常遭到非难批评，没有得到畅快的发展。
第二，西晋的华美。西晋的华美对它之前的华美文风显然有所继承，刘勰就说西晋文学“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即是。相比西晋之前的华美，它追求华美又有其特异之处。
首先，西晋自上（皇室）至下（大臣、文士）普遍崇尚才藻，公开提出追求华美文风的理论。西晋“绮靡”文学观的重要代表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西晋许多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与这个口号是契合的，或者说，这个口号是对西晋“绮靡”文学观自觉而敏锐的把握。西晋统治者的一些诏文和大臣文士的奏疏显示，华辞丽藻的确是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审美风尚。景帝司马师训高贵乡公曹髦说：
“夫圣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当大会，万众瞻穆穆之容，公卿听玉振之音。《诗》云：‘示人不佻，是则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虽礼仪周备，犹宜加之恪，以副四海式仰。”
景帝训诫儿子，不忘引《诗经》《周易》文句以证其言论的合理。帝王重视文辞，势必影响到臣下的审美趣味。咸宁三年春立皇子司马裕为始平王、封司马敦为安平王的诏书说：“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唐棣》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意在称赞兄友弟恭的亲情。武帝训诫子弟：不论身在何处，兄弟之间都要相互尊敬礼让，训诫语引经据典，西晋崇尚华丽文风可见一斑。
西晋文坛评论士人高低名望常常以外貌、风操、文章等是否有藻饰、文采（东晋转向神韵）为主要标准。《晋书》中大量记载了西晋文坛以文采、藻饰为美的风尚。《晋书・嵇康传》说嵇康“身长六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嵇康“不自藻饰”而“天质自然”恰好说明西晋普遍崇尚藻饰之风。《晋书・挚虞传》说挚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晋书・陆机传》说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晋书・陆云传》说陆云“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晋书・夏侯湛传》说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晋书・潘岳传》说潘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钟、贾之俦也”。《晋书・张载传》说张载“博学有文章”。《晋书・孙楚传》说孙楚“才藻卓绝”。
西晋社会普遍以博通、文采、文才、词藻为品评、察举、征辟士人的标准，故而变相滋长着追求崇尚藻饰、文采的时代审美风尚。在此风尚的影响下，出现“诗缘情而绮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向精致、细腻、工巧发展的西晋式华美。西晋士人的诗文虽然内在质感不足，但是遣词用字却更加精致、细腻、工巧，描写技巧日趋繁复多样，总体上向着“西晋式华美”的方向发展。张华《杂诗》（其三）描写思妇对远行丈夫的思念，其中有“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一句，思妇恍惚间以为风吹门窗是远行丈夫归来，急忙起身到庭院，可是，庭院依然如先前一样空落落的。此句通过思妇心理、行动的描摹，细腻地将思妇深长的思念展现出来。《上巳篇》中有“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杂诗》（其二）有“微风摇若，层波动芰荷”，均以动词的精细选择见长，“荫”“洒”“摇”“动”极富动感，主语为自然景物，精致的动词写活了自然景物，遣词十分工巧。
潘岳的《悼亡诗》为悼念亡妻杨容姬而作。其中有“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叙写亡妻遗留的行迹如此精致、细腻，真切地将自己的思念之情写出来。“春风缘隙来，晨承檐滴”两句，写晨风从门窗缝隙吹进屋里，雨滴落进槽后发出的清脆响声，清寂的晨景与诗人丧妻的空落寂寞孤独无所适从的心情十分契合，景与情的融合已经达到非常浑融的境界了！
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中有“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将赴洛途中的孤独和对前途的迷惘写得可见可感，很有感染力，是全诗的警句。“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为写景，晴朗夜晚的露水、明月衬托出诗人于再次出仕与享受人身自由之间无法做出选择的矛盾心情。诗中没有抽象的说理，而是用细致的景色来渲染寄托诗人隐微深曲的内心苦楚，诗中的景与情从而达到了很好的融合。
《招隐》描写隐士生活环境的清幽美丽，主旨为劝人隐居，这与汉朝淮南小山《招隐士》专为招山中隐逸之士的主旨已经大为不同。诗歌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最能呈现陆机刻意描摹物象、选择精细精致精工词语的华美文风。
“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像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
此诗的景物刻画十分精美、工巧：茂密浓绿的树林，芬芳扑鼻的花草，清澈灵动的山涧清泉。两两相对，叠用排偶，增强了描写的细腻工巧。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陆机诗“开出排偶一家”，此说有理。
《日出东南隅行》以精致细腻的笔墨描写女性之美。诗中写容貌的有“美目扬玉泽，蛾眉像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写舞姿“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绮态随颜变，沈姿乏定源。仰纷何那，顾步咸可欢”。陆机此诗本为模拟汉乐府民歌《陌上桑》而作，但是除对女性之美的精细描摹外，思想内蕴远不如原诗。另外，陆机的《演连珠》也以精巧流贯闻名于中国文学史。
综上所述，西晋文士日益重视诗赋的遣词用字和描写技巧，他们往往选择精致、细腻、工巧的词语，追求工整繁复的描写技巧，诗赋的内在质感不足，形成迥异于它之前的华美艳丽风格的“西晋式华美”。尽管由于某些诗人缘于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诗赋的局部呈现景与情的较好融合的情形，但依然不能掩盖西晋“绮靡”文学观致使西晋文学内在质感不足的缺陷。刘勰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7]（P213～220，260）将之用来审视西晋文学同样是很恰当的。西晋文士在华美文风的指引下，更加深入地将诗赋创作中雕琢的辞藻和描写技巧付诸实践，使西晋文学的华美朝着精致、细腻、工巧的方向深化。西晋“绮靡”文学观和“西晋式华美”风格对开掘文学的形式美有很大的贡献，对促进晋以后文体意识的自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勰提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笔观”显然是建基于众多的文学创作实践之上的，这其中就包含了西晋文士们的独特贡献。西晋“绮靡”文学观引领下的华美文风对玄言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诗等影响很深，但是后期的诗文的出现毕竟是多种因素综合聚积导致的。而且，我们不能忽视以左思、刘琨为代表抒写愤懑、灾难的西晋文学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曹旭、王华二先生认为：“从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代晋起，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开元天宝年间，差不多经历南朝的宋、齐、梁、陈和隋、初唐，大约三百年间，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1]结合前文所述进行综合评判，曹、王二位先生的看法是不确切的，主要就是主观地拔高了西晋诗学的地位，有的看法既不符合西晋文学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进程。西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可实事求是地看，它的意义是有限的，它是作为一条支流汇入我国注重文学自身特质的另一条文学主流之后才发挥了对中国诗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曹旭，王华.论西晋诗学[J].文学评论，2011（5）.
[2]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陈延.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ree issues about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Firstly， the mainstream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is ornateness and luxury， but there had had obvious chang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writings of Zuo Si and Liu Kun of anger and disaster. Secondly， causes for the ornate literary style of that time can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 the transient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then society， and the popularity of pure talk， the rise of metaphysics， the vulgar life pursuit of the scholars account more. Thirdly，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bsorbed fully the flowery style of former literature and abandoned its core element of “love”， thus the Western Jin style of literary beauty， fineness， delicacy and exquisiteness took into shape. Mr.s Cao Xu and Wang Fenghua once said that from 420 to the Kaiyuan and Tianbo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poetics basically followed the literary road of ornate， colorful and luxury styl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Zhang Hua， Lu Ji， Pan Yue and Zhang Xie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is paper has intended to discuss this view with them.
Keywords：the Western Jin Dynasty； literature； ornateness and luxury； po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