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更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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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和国家税收，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泥潭，政府首先应该做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提振内需。

金融危机好像一个契机，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隐疾完全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内需疲软。

内需不振关键在收入太低

关于拉动内需的说法，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已经提出。然而时至今日，GDP的蛋糕越做越大，但内需依然没有被真正拉动起来。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迅速下降。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降低，到200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35.4％，这一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达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

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百姓“有钱不敢花”，二是百姓“没钱可花”。

过去不少观点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有钱不敢花”。并痛斥国家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内着力不够，导致老百姓背负“四座大山”，轻易不敢消费。然而，深入的调查却显示，“不敢花钱”虽然是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真正根源。

问题的根源在于尽管国内经济总量增长迅速，但是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失衡问题导致大部分老百姓“没钱可花”。我国目前劳动者收入增长与政府税收收入增长、物价增长不成比例，提高劳动者收入呼声频起。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的不断增加直接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到了200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仅为12％，而同期税收增长却高达31％。悬殊巨大。

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正在飞速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显然，政府税收的过快增长以及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直接导致大部分老百姓手上没钱可花，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

因此现在摆在政府面前的正确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要减轻居民税收负担，这样才能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要调整税收结构，大幅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比例，这样来提高普通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让老百姓而非国家财政和企业占有社会财富分配的大头，内需才能真正提振，整个国民经济才不会患上“出口依赖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不落为一句空话。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助力日本腾飞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内需不振的困境，邻国日本也曾经遇到过。

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但由于政府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民收入增幅，导致储蓄、投资大过消费，造成经济不平衡，进而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8年3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高达92万人，导致日本社会动荡不安。

1960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被视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人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

结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日本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实践证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

知易行难　陷入死结

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上说，还是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上看，在我国人均GDP登上3000美元的这个历史关口，都应该选择“藏富于民”，更确切地说是“还富于民”的税收政策。历史上许多出现过经济奇迹的国家在发展到这一阶段后，都停滞不前了，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国民之间以及国民与国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

然而“两个比重”的增长目标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阻碍，眼下我国税收负担不减反增就是证明――理论上说，经济危机时期，国家要减税来刺激居民消费，激发企业活力，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又选择了凯恩斯主义，也就是带头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投资。显然，在这两者之间，政府口头上选择了前者，但行动上却不自觉地选择了后者。

可问题在于，是不是只有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才能解决政府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的经验证明，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但大幅降低了居民的税收负担，同时也大幅增加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投资等方面的支出。那么日本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其实并不难找，那就是日本政府选择了“开源”的另一面――“节流”，也就是缩减一切不必要的行政性开支。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大幅增长的财政收入这块大蛋糕中，行政性开支的比例越来越高，反而是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在不断下降。哪怕是降低每年数以万亿计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中的一部分，都足以大幅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政策落实需要大智慧

财经评论员马红漫认为，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当下内需增长乏力的具体问题所在，实现国民财富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构建财政、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政策思路的关键在于，要把“藏富于民”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而不只是应对跟下金融危机的短期行为，彻底扭转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问题。

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实施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有效的减税措施，实现国民财富由财政向居民的转化。在企业内部，则要增强员工的利益话语权，避免资本过度侵占劳动力报酬的分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这些思想与原则并不困难，难的是打破既有相关利益群体的话语垄断权力。

比如个税起征点提高问题，尽管各界早有期待，但是相关财政方面人士却态度坚决地予以反对。因此，收入调整政策的执行落实要比拟议困难得多，能否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还需要调控部门的政策智慧与实施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