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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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元年(1403年),宁献王朱权移封南昌,开启了明代在江西建藩的历史(1)。自此以后,各等级宗藩在受封区域之内营建墓葬。目前已经发掘、清理的宗藩墓葬表明,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呈逐渐简化的发展趋势,且相同等级宗藩的玄宫形制并不一致。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在玄宫形制类型分析的基础上,以造坟工价的变化为切入点,对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变化原因进行讨论。

一、 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的玄宫形制

明代自皇太子以下的皇室成员,共分八个等级,各地宗藩,依等级分封有序。皇太子以下,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封亲王世子,其余众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封郡王世子,其余众子封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均封辅国将军,曾孙均封奉国将军,四世孙均封镇国中尉,五世孙均封辅国中尉,六世孙及以下均封奉国中尉(2)。各宗藩墓葬的玄宫制度,也存在等级差别。

现已发掘、清理的明代江西宗藩墓葬有宁献王墓、宁康王墓等。根据墓室多寡,可将其玄宫形制分为五种类型:单室玄宫;二室玄宫;五室玄宫;七室玄宫;使用防腐物质将圹内砖墙与棺封筑为一个整体,以此代替玄宫的形制,即“灰隔”类墓葬。各类型中,不同等级玄宫形制有所不同(具体数据详见表一)。

1. 单室玄宫

亲王等级:宁藩第三任四代亲王宁康王墓(3)(图一)。玄宫为拱券式圹室,棺外有青石板盖、墙、底,石板与圹室间以灰砂、糯米填筑。

亲王妃等级:宁康王元妃徐氏墓,形制同王墓。

夫人等级:宁靖王夫人吴氏墓(4)。吴氏系宁藩第二任三代亲王的夫人,玄宫平面为长方形,无封门砖,棺外墓室浇筑松香。

2. 二室玄宫

此类形制出现频率较高,现按等级排列于下:

亲王等级:益藩肇封端王及妃合葬墓(5)(图二)。该墓凿山为陵,玄宫平面呈“凸”字形;益藩第二世亲庄王及妃合葬墓(6),玄宫后室棺台上四面砌砖墙,墙内堆石灰,三棺置于石灰堆内。

亲王妃等级:宁康王次妃,末代王朱宸濠生母之墓(7)。

郡王等级:宁藩追封惠王之庶三子,乐安昭定王及妃合葬墓(8)。

将军及夫人等级:瑞昌荣安王李镇国将军及夫人合葬墓(9),推测玄宫为前后两室。前室、甬道(调查报告中称为享堂、羡道)已全毁,砖砌圹室四壁;奉国将军妣淑人刘氏、妣太恭人万氏合墓(10),推测玄宫为前后两室。两圹左右并列,左圹砖砌圹室,右圹仅前室、甬道(调查报告中称为享堂、羡道)被毁少许。

3. 五室玄宫

宁藩肇封亲王宁献王朱权墓(11)。其墓规模宏大,结构相对复杂,为前、中、后三主室、左右两耳室的五室玄宫(图三)。平面呈十字型,墓门外有礓碴并设两道封门墙,前室之前有“次前室”,后室左、右、后壁各设一个壁龛。

4. 七室玄宫

淮藩肇封亲王淮靖王朱瞻墓(12)。墓穴长29米、宽12米。并东西耳室共七室,具体形制不详。

5. “灰隔”类墓葬

自弘治朝开始,江西宗藩墓葬的玄宫内,逐渐增加对防腐物质的使用(见附表一),嘉靖朝以后,出现了用防腐物质将圹内砖墙与棺封筑为一个整体,以此代替玄宫的形制,在一些文章中称之为“灰隔”类墓葬。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所谓“灰隔”类墓葬,即“先布炭末于圹底,筑实,厚二、三寸。然后布石灰、细沙、黄土拌匀者于其上……另用薄板为灰隔,如椁之状,内以沥青涂之,厚三寸许。中取容椁墙,高于棺四寸许,置于灰上。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内,如底之厚筑之……复下炭灰等而筑之,及墙之平而止”(13)。圹内砖墙及棺与砖墙内的填充物质,均应属于《朱子家礼》中提到的“灰隔”。

具有此类特征的有:益藩第四任亲宣王及妃合葬墓(14),其墓圹内砌砖并以砖墙相隔置三棺,棺上各盖一板,浇筑石灰糯米汁呈覆斗状盖顶。益藩第六任亲定王及妃合葬墓(15)、益藩罗川某郡王(瑞懿王朱常)墓(16)、奉国将军朱宸涪夫妇合葬墓(17),此三墓与益宣王墓形制相近;昭定王奠垒之孙――辅国将军及其夫人卢氏合葬墓(18),石灰筑圹,具体情况不详。

另据一些资料显示,淮藩王大部分也采用石灰封筑墓室的形式(19)。

除以上五种玄宫类型,还有一种将防腐类物质紧裹于棺外,或充实于墓室的特殊形式。宁康王及元妃合墓、宁靖王夫人墓、奉国将军宸洁及淑人合葬墓(20)(图四)均属此类。笔者认为,该类型为玄宫形式发展的重要过渡,即墓室墓室填充防腐物质无墓室的“灰隔”类。

需要说明的是,益庄王墓属于二次改制。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氏“更殓易棺”迁葬于此,因发现墓室已布满虫蚁、棺木多朽,方采取这种补救措施,并非初葬形式。可见,墓室填充防腐物质或使用“灰隔”是出于防患虫蚁的考虑。长江流域水位较高,常伴有虫蚁之患。石灰、松香具有防潮、防虫蚁的功效,可以达到防腐保尸的目的,因而多加利用。

通过上述类型分析可以发现,明代宗藩玄宫形制应用相对灵活,但仍存在等级差别。同一玄宫形式可被不同等级选用,同一等级也可以选用不同的玄宫形式(附表二),多室玄宫则为肇封亲王所选用,后世亲王、郡王等墓室规格随世次递减。

二、 明代江西宗藩玄宫制度发展特征分析

纵观江西三藩皇室成员玄宫规制的整体发展序列,时代特征鲜明、发展特征有章可循,呈现由繁至简的演变趋势。如表一、二所示,单室、多室玄宫多在嘉靖朝以前被亲王及妃、夫人采用。其中,三藩肇封亲王墓葬基本为多室玄宫。单室玄宫集中出现于弘治时期(1488~1505年),墓室内多填充防腐物质。二室玄宫与“灰隔”类墓葬被亲王及妃、郡王、将军在不同时期所采用。其中,二室玄宫主要出现在弘治、正德、嘉靖中期,嘉靖朝以后以“灰隔”类为主。这表明,正统时期(1436~1449年)玄宫规制较高;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年)为过渡期,此时虽有单室、二室玄宫,但规模不及正统时期。此外,“灰隔”类墓葬已于此时初露端倪;嘉靖时期(1522~1644年)玄宫规制趋于简化,以“灰隔”类墓葬居多。从全国范围考察,嘉靖改元前后,同样是明代宗藩玄宫制度发展的一个转捩点(21)。而丧葬礼制与之具有相似的变化特征,可以此作为考证玄宫制度演变规律的旁证。

明代丧葬礼制严明,等级性突出,宗藩等级往往通过礼仪形式上的规格差别实现尊卑划分。其中,各等级所享丧葬祭礼和棺椁制度具有的时代性、制度性较强。

在丧礼过程中,明代皇室后裔所享祭礼,因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亲王之丧于七七、下葬、百日、周年、二周年、除服之日,御祭各一坛,郡王与之相同,但郡王于百日之后行下葬礼。凡长子丧礼,于下葬、百日、周年、除服之日,御祭各一坛。郡王的嫡长孙葬礼,与祭三坛,嫡曾长孙则减为一坛。镇国将军丧礼,与世孙同。辅国将军则无同年、除服二祭,奉国将军更减去上葬、百日、周年、除服四祭,其他与镇国将军相同。至镇国、辅国、奉国中尉等级,仅享御祭一坛之礼。嘉靖朝以后,日趋简化。“凡亲王致祭旧例遣侯伯给行,嘉靖四十四年议罢,止差卿寺五品以上官或礼部司官前去”(22)。这些凸显了等级在丧葬礼制中的核心地位,也体现了嘉靖朝为丧葬礼制变化进程中的重要拐点。

棺椁制度,历来被视为墓主等级的象征。明代,各地亲王棺制多为朱漆重棺,内棺棺木基本选用楠木。从已知棺制状况看来,江西三藩皇室多为单棺(23)。其中,宁藩献王;益藩端王与妃、庄王与妃、宣王与妃、定王与妃;妃以下等级的宁靖王夫人;奉国将军朱宸涪与夫人皆为单棺,棺木均髹红漆。从棺木材质来看,宁靖王夫人棺木、益宣王及妃棺木质地为楠木,益定王及妃棺木质地为柏木。部分郡王、将军墓或因遭盗掘,或因水浸,棺木保存状况不好,具体规制不详。可见,亲王棺质规格较高,棺木材质有随时间、财力递减而降的趋势。此丧礼之别,辨明世次、区别尊卑,意在以严格的丧葬制度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展现了明代突出的等级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结合上文玄宫形制讨论可以认定,嘉靖朝以后,玄宫制度整体趋于简化。因此,嘉靖时期是考察明代江西宗藩玄宫制度发展变化的切入点。

三、 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

变化原因的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变化与丧葬礼制变化,基本具有同期性,尤以嘉靖时期的变化较为明显。察其原因,一方面,水浅土薄加之地势多缓低,使得“灰隔”类墓葬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则是用银工价所致。深究其理,实与宗藩人数激增所引起的经济压力有关。

明制规定,宗藩葬、祭均由政府管理。但随皇室人口不断增长,中央财政压力日益加剧。嘉靖八年(1529年)“宗室载属籍者八千二百三人”(24),至隆庆三年(1569年)“宗支入《玉牒》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嘉靖朝开始,国家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视国初不啻千倍,即尽今岁供之输,犹不能给其半”(25)。各地宗藩造坟更加剧了中央及地方的经济压力,“江西公私匮竭……意者引钱无与于民,不知存积仅二万七千余两。……淮府造坟,顺昌王、崇安王、镇国将军起第,已支五千三百余两,后来未计,此不可已者也”(26),迫使中央为缓解财政压力,多次按照等级对造坟工价进行更定。

亲王造坟工价自成化十八年(1482年)定为三百五十两后变更不大,三藩肇封亲王因地位较高、宗藩人数较少,玄宫规格也相对较高。随宗藩人数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郡王及妃等级用价几经变更。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用价由十八年(1482年)的三百五十两降至一百两,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坟价一概免给”,到万历十年(1582年)恢复为一半。如弘治二年(1489年)入葬的乐安昭定郡王墓为二室玄宫,全长19.83米,规模、建制远胜万历时期益藩罗川某王墓。相比之下,将军及夫人造坟用价的变化更为突出。成化十八年(1482年)定“镇国将军并夫人二百四十五两,辅国将军并夫人、郡主,各二百二十五两……”,弘治六年(1493年)郡王以下价银减半,至万历十年(1582年)“世子坟价,与郡王同。将军以下,一概停免”(27)。正德年间入葬的奉国将军朱宸洁夫妇合葬墓为玄宫中的特殊形制,嘉靖四十年(1561年)入葬的奉国将军朱宸涪夫妇合葬墓为“灰隔”类,后者在规制上更趋简化。

同时,中央政府试图以(天顺二年,1485年)“继妃则附葬其旁,同一享堂,不许另造”、(成化十三年,1482年)“亲王并妃照旧差官开圹,郡王以下止令所在官私量备工料开圹”(28)等诸多措施,裁减继妃造坟用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甚至奏议继妃“不给诰命冠服,及裁减身后祭葬”,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议准继妃“仪仗相传应用,……身后祭葬,照例裁减”(29),以此限制地方宗藩造坟和丧葬开销。如附表一所示,造坟工价的更定与宗藩玄宫形制的发展特征在时间上基本一致。特别是嘉靖朝以后,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同时玄宫形制也呈逐渐简化的趋势。因此,宗藩人数激增,加之国家财力下降,是影响玄宫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中央按照等级,从地面建筑、封土高度、陵园占地面积、造坟工价、丧葬礼制等方面限制宗藩墓葬规制,以造坟工价的影响最为显著。至于嘉靖朝以后,江西地区大量使用“灰隔”类墓葬的现象,笔者认为,该形制在江西,甚至南方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故而应是江西“土薄地卑”的客观事实与民间葬俗逐渐融合于皇室丧葬观念这双重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反映明代礼制思想、丧葬制度、民间习俗,而且折射出明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相信随着更多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明代宗藩墓葬玄宫制度研究将会得到不断完善。

注释:

(1) 据《明史》记载,宣德四年(1429年)荆王朱瞻就藩建昌,(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诸王四,第12册,第3631页,中华书局,1974年)十七年后徙封蕲州。

(2)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一六•列传第四•诸王,第12册,第3557页,中华书局,1974年。

(3)、(9)、(10)、(18)、(31)、(32)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5)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6)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

(7) 郭远渭:《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年第4期。

(8) 徐兴万等:《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记实》,《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11)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12)、(19)、(33) 孙家骅等:《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522~5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 (宋)朱熹:《家礼》卷四•丧礼•治葬,“作灰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点校本,第七册,第9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成坟”部分明确此过程为“加灰隔内外盖”,同上书第921页。

(14)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15)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16) a.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b.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196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 万为民:《江西新建朱宸涪夫妇合葬墓》,《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20)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该墓玄宫特征为大拱券下另有两个小拱券,大小券间以泥土填实,与宁康王墓类似。

(21)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三章,第281~32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刘毅先生在该部论著中对明代藩王墓葬玄宫制度做了系统论述。

(22)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九八•礼部五六•丧礼三,“郡王”, 影印本,第551页,中华书局,1989年。

(23) 一些文章反映宁康王为一棺一椁。推测与其玄宫形制有关。益藩罗川某郡王墓中所谓“椁室”,应该是指圹室,因此仍属于单棺之制。

(24) (明)郑晓:《今言》卷四•二七六,李致忠点校本,第159页,中华书局,1984年。

(25) (明)张居正:《明穆宗实录》卷三二,隆庆三年五月辛酉,校印本第50册,第843~844页,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6) (明)林俊:《林贞肃公集》,“论宁府用琉璃疏”,见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七,影印明末刊本第1册,第776页,中华书局,1962年。

(27)、(28)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二三•工部二三•坟茔,“王府坟茔”, 影印本,第1020页,中华书局,1989年。

(29) (明)李春芳等:《宗藩条例》卷上•请封生母,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59册,第376~3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30)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18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