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远航》看弗·伍尔夫与文学传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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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文学典故的密集化用，弗吉尼亚・伍尔夫使得小说成为表达其历史与文学观的又一场域。作为一部呈现伍尔夫在其小说初创期质疑与修正文学遗产的作品，《远航》对于考察作家的思想发展有着特殊意义。伍尔夫不仅借与自己同龄的主人公的成长表达了憧憬与梦想，亦与文学传统进行了对话。对《远航》中文学传统与作家的性别意识交互作用关系的辨析，成为理解伍尔夫从父权中心的文学传统中艰难蝉蜕的方式与形态的关键环节。伍尔夫一方面通过抗拒性阅读顽强表达了女性读者的不妥协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改写对传统的求婚叙述进行了重构。

[关键词]《远航》；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传统；对话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留有大量书评与随笔传世。这些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文学批评不仅表达了伍尔夫对文学传统慧眼独具的理解，亦成为后人考察其美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但对伍尔夫小说本身与文学传统的隐在关联，学界研究并不充分。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写道：“伟大的诗人不死；他们是不灭的魂灵；一有机会，就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的小说亦践行了女性“目光穿越弥尔顿的幽灵”，重审文学遗产，与文学传统对话，并在对其的修正中拯救莎士比亚“死去的诗人妹妹”（《房间》第100页）的目标。对文学典故的密集化用，甚至使小说成为伍尔夫表达其历史与文学观的又一场域。而《远航》（The Voyage Out，1915）作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不仅见证了伍尔夫由妇女读者向妇女作者身份的转换，亦蕴含了作家创作成熟期诸多作品的题材、内涵与艺术特征。因此，对《远航》中文学传统与伍尔夫的性别意识交互作用形成的“互文”关系的辨析，成为理解伍尔夫从父权中心的文学传统中艰难蝉蜕的方式与形态的关键环节。本文将考察伍尔夫如何在这部小说中既对文学传统有所继承，又在逐渐萌生的性别意识作用下努力对这一传统有所偏离与修正。

一、双重父性哺育下的文学女儿

作为一位典型的文学女儿，伍尔夫自小便浸润于真实与象征层面上的文学之父的双重影响。前者当然指的是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后者可以诗人约翰・弥尔顿为代表。自幼年时代起，斯蒂芬爵士的孩子们即通过聆听小说、戏剧朗读和诗歌背诵等形式，从父亲那里获得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在《莱斯利・斯蒂芬的生平与书信》所撰的专文《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印象》中，伍尔夫曾忆及父亲为她朗读《汤姆・布朗上学记》、《金银岛》、瓦尔特・司各特、简・奥斯汀、卡莱尔、霍桑和莎士比亚，以及背诵威廉・华兹华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约翰・济慈、马修・阿诺德、约翰・弥尔顿、乔治・梅瑞迪斯等的诗歌的情景。斯蒂芬的大量批评著作、文学史著及传记作品，尤其是著名的《国家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亦为女儿步入更为开阔的知识语境作出了贡献。在为某位作家撰写批评随笔之前，伍尔夫甚至会习惯性地先读一下《国家名人传记辞典》中的相关词条②。但另一方面，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父权家长，斯蒂芬又剥夺了女儿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权利，并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出专横、乖戾、粗暴、自私的作风。因此，伍尔夫对父亲始终怀有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在晚年的回忆录《往事素描》（Sketch of the Past）中曾深情写道：“当他小小的、湛蓝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时候，我曾感觉到剧烈欢乐的震颤，而且不知怎么使我觉得我们俩是联合一致的。我们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而在父亲去世（1904）后数年，她又在日记中感叹，假如莱斯利・斯蒂芬能活到90岁，“他的生命一定会彻头彻尾地结束我的生命。会发生什么事呢？没有写作、没有书：――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啊。”

事实上，正是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伍尔夫开始了对《美琳布罗西娅》（Melymbrosia，后更名《远航》）的构思。她后来的日记中也屡屡提到是父亲之死使她走上了作家之路。因此，写作既是伍尔夫维系与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的一种方式，又成为其独立于父亲的一种姿态与象征。《远航》中所涉作家如弥尔顿、爱德华・吉本、威廉・考柏和简・奥斯丁等，均是斯蒂芬生前喜爱的。甚至斯蒂芬的形象也通过小说人物雷德利・安布罗斯获得了再生。女主人公雷切尔的这位剑桥出身的学者舅舅大声诵读诗歌的爱好正是斯蒂芬的爱好。他在书房里的模样也是以伍尔夫对父亲的记忆为基础的。生活中的父亲推荐女儿读吉本与考柏；小说中的圣约翰・赫斯特向雷切尔推荐、雷切尔向舅舅借的也正是吉本。舅舅推荐的还有柏拉图、索福克勒斯、蒲伯和巴尔扎克等。小说人物对上述作家作品的讨论与阅读使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父亲的文学趣味对伍尔夫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亦显出了文学的父性传统和妇女读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弥尔顿这方面来说，他是斯蒂芬父女共同热爱与熟悉的诗人。每年圣诞夜，斯蒂芬都有向孩子们背诵弥尔顿的颂歌《圣诞清晨歌》的习惯。以《失乐园》判定女性因罪孽和堕落而被从众神的花园中逐出的命运的弥尔顿，既是英国文学的伟大代表，又因男性神话的构建而成为父权文化的代言人。1918年，读完《失乐园》之后，伍尔夫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阅读印象，一方面惊叹“作品从整体而言是多么流畅、有力和丰美”，另一方面却又表达出对其蔑视妇女的立场的不满与质疑：“是否曾有任何伟大的诗歌作品如此之少地关注人本身的快乐和痛苦？在对生活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从中得不到任何帮助；我几乎不能感觉到弥尔顿是活生生的，或者理解男性和女性；除了他在婚姻和有关妇女职责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乖戾的、怒气冲冲的特征之外。他是最早体现出大男子主义特点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对妇女的蔑视是来自于他本人生活中的不幸，甚至有可能是来自他家庭争执中所说的最后一句恶毒的话语。”十年后在剑桥大学演讲时，伍尔夫更以自己打算借阅弥尔顿长诗《黎西达斯》的手稿，却在“牛桥”图书馆门口被“守护天使”拒之门外的遭遇（《房间》第5页），有力证明了《黎西达斯》和弥尔顿所代表的权力话语的男性中心主义本质。正因为此，她在演讲的最后呼吁女性的目光要“穿越弥尔顿的幽灵”，“因为不管什么，都不该挡住我们的视野”（《房间》第100页）。学者指出，虽然伍尔夫对“弥尔顿的幽灵”（Milton's bogey）究竟为何并未明言，但无疑是指父权性质的文学传统及其对女性想象力的压制与戕害：“弥尔顿关于起源的神话概括地表达了一个漫长的厌女传统，并将这一厌女的观念清晰地传达给了许多妇女作家，她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记下了面对他那具有典范意义的父权诗歌的焦虑之情。”

体现在《远航》中，弥尔顿给男女两性带来的阅读感受也判然有别：“特伦斯正在大声读着弥尔顿诗作，因为他认为弥尔顿的诗有质感和形状，所以用不着去弄清它究竟在说什么……尽管特伦斯那么说，弥尔顿的文字却似乎充满了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倾听它们才会觉得痛苦。”特伦斯读的是假面剧《科摩斯》中对“塞布丽娜仙女”、那位藏身于“清澈、冰冷的水波之下”的女神的一段祈祷文，这段文字本是向女神祈祷，希望一位被变成石头的少女能够复活的，但它们给雷切尔带来的效果却恰好相反：它们吸引着她走向黑暗昏沉、“充满胶水的深水池”，里面有着伍尔夫本人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中看到的种种幻象，最后，这些文字甚至使她“在海底蜷缩了起来”（第384页）。

综上可见，双重父性的哺育一方面使伍尔夫获得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滋养，另一方面又将父权观念的重荷强加给了她。这一因袭使得《远航》成为伍尔夫写作生涯中的“不堪承受之重”，从构思到正式出版历时达九年之久。其间，伍尔夫为这部处女作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烧掉过7部完整的手稿。作家痛苦的写作历程和经受的精神困扰折射出的正是女性从父权中心的文学遗产中挣脱而出的艰难。

但这一时期亦正是伍尔夫告别维多利亚时代习俗与传统，在布鲁姆斯伯里获得新生，希冀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生命新时期的开端。出于探索生活奥秘与生命意义的冲动和日益明晰的性别立场，她不仅借《远航》中与自己同龄的主人公的成长表达了憧憬与梦想，亦对文学遗产进行了质疑与修正。如利昂・艾德尔所说：“弗吉尼亚的‘远航’实际上是她从海德公园门前往戈登广场、再到费兹罗伊广场的旅程，同时也是她作为一个人探索她的两个世界的内在的航程。”她成为小说家的理想通过男主人公特伦斯・黑韦特体现了出来。她对利顿・斯特拉齐的欣赏（斯特拉齐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核心成员、传记家，《远航》中圣约翰・赫斯特的原型）、对婚姻的犹疑与恐惧、对了解世界的渴望也都在小说中有所表现。

关于作品的理解，我们亦可从这一时期伦纳德・伍尔夫以妻子为原型创作的小说《聪明的处女们》（The Wise Virgins，1914）中获得旁证。因为伍尔夫在不断修改《远航》的九年间，经历了和姐夫克莱夫・贝尔的暧昧情愫、与利顿・斯特拉齐的订婚与退婚、与伦纳德・伍尔夫的交往和订婚等重要事件。在《聪明的处女们》中，伦纳德借女主人公拒绝男主人公的求婚后表达自己矛盾的希望的一段文字，准确地描绘了妻子的心境：“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中罗曼蒂克的部分；似乎对我来说在乎的是远航，新的奇妙的事物。我不能，我不会看得更多。我想要它们全部。我也想要爱情，我还想要自由。我甚至还想要孩子。但我不能奉献全部；激情离开了我，使我变得冷淡……婚姻中有那么多会让我畏缩的东西。它似乎会让妇女禁声，排斥她们。我不愿被生活中的琐屑与传统所牵绊。一定还有什么出路……”伍尔夫虽然在完成小说的1913年尚未找到“出路”，所以让雷切尔在远航的中途夭折，但依然通过对文学遗产的抗拒性阅读与重构，顽强表达了女性在父权文学传统面前的不妥协立场。

二、对文学遗产的抗拒性阅读与重构

首先是对父权文学遗产的抗拒性阅读。作为一部成长小说，《远航》中雷切尔的成长亦是从被要求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因先前对吉本的无知而遭到嘲笑，到勇敢地否定吉本的文化价值的发展过程。自命不凡的剑桥才子赫斯特宣称没有读过吉本的雷切尔“生活直到现在几乎虚度”，在舞会上撇下她傲慢离去。深感羞愤的雷切尔“感到自己就像在聚会上的一个孩子一样，被陌生的人包围了，那是一些充满敌意的脸，鹰钩鼻子和充满嘲笑的冷淡的眼睛”（第172页）。在舅母海伦的帮助下，雷切尔一方面下决心“看看生活”（第107页），积极推动了游客们的登山活动与深入南美丛林腹地的历险，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则通过广泛阅读与独立思考，遵从内心的感受从而作出判断。她思考《玩偶之家》中“女人和她们的生活”（第138页），甚至“在读小说时，通过成为其中的女主人公，暗暗地在进行着有关自己的意义的神秘的研究，由此来探究生活”。《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亦为雷切尔打开了知识之门，使她“就像一个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战士”（第197页）。随着精神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雷切尔也拥有了更强、更从容和自信的语言能力，在与赫斯特的交锋中断然表示并“不喜欢”吉本的风格。而当赫斯特因此表示“绝望”时，她也激烈地回敬说“我也绝望了，”并质问“你为什么总是仅仅凭人的头脑判断人？”（第225页）在对男性价值观的挑战中，雷切尔在精神世界中越走越远。原先对她失望的海伦因此也“越来越对她的外甥女感兴趣，而且喜爱她了”，在她看来，“如果她还算不上一个人的话，那至少是一个正在尝试人生的生命”（第231页）了。

除了在逐渐成长的女性意识主导下重审文学遗产、勇于表达自己的判断之外，伍尔夫还通过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改写，重构了传统的求婚叙述。

简・E.米勒指出，在传统的求婚叙述中，女主人公总是会经历心理上的发展，最后在情感与社会性方面获得成熟，其象征标志即是成功地拥有求婚者并进入婚姻。斯蒂芬曾对求婚叙述的代表作家奥斯丁的题材选择有限度地予以了赞美，认为她拥有对“个人力量有限性的精确”意识，正是这些“有限性”将她局限在家庭之内，创作出了“故事中家庭生活氛围的无意识的魅力”。但斯蒂芬对“家庭生活氛围”的评价并不高：“对处于她个人天地中的奥斯丁小姐，针对所有可能的溢美之词，我不得不质疑这一结论，即她因而可以被列入那些表达了人类激情的深度、或者发现了人类智力最微妙的可能性的象征的伟大作家之列，相反，她只是以来自乡间茶桌边的幽默拿那些东西寻开心。”因此，在父权中心的文学系统中，奥斯丁是被定位为一位适合女性读者阅读和女性作者仿效的、专在“二寸象牙”上微雕的琐细的妇女作家的。她在维多利亚时代之所以广受推崇与欢迎，是因为对婚姻价值和家庭生活价值的尊重堪为年轻淑女提供向导。所以父权文学传统对奥斯丁加以肯定，并屈尊俯就地将其收编于麾下。

体现在《远航》中，国会议员理查德・达洛维的太太克拉丽莎之所以把奥斯丁的小说《劝导》送给雷切尔，就是希望她早日进入社交与婚姻的市场。理查德的推荐理由亦是奥斯丁“没有像男人那样去写作”（第65页），也即奥斯丁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她并未打算在男性自以为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上挑战他们的权威。简・德・盖伊认为，“伍尔夫采用了一种求婚叙述和奥斯丁式的风格”表明，她对男性中心的批评观念是有所接受和内化的，所以才会像奥斯丁一样将《远航》设置于有限的封闭环境之中：一艘航船、一座孤零零的别墅、一座旅馆和一条小船，同时通过一系列舞会、竞赛、餐会和社交聚会来发展叙述。但她同时又指出：“《远航》中情节线的某些要素或许可以被读作是对《傲慢与偏见》叙述模式的一种瓦解（disruptions）。”比如，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呈现了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彬格莱、夏洛特与柯林斯以及丽迪娅与威克姆等四对婚姻的对比关系，在美德与经济维度的联系中清晰表明了自己的说教立场和对婚姻价值的肯定态度。《远航》中同样具有类似的平行结构和四对异性问的关系，即苏姗・瓦灵顿和阿瑟・文宁、伊夫林和珀罗特先生、海伦・安布罗斯与圣约翰・赫斯特，以及雷切尔与特伦斯。但在对这四对关系的处理中，伍尔夫却显然并不具有奥斯丁那种“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的喜剧心态，相反质疑了婚姻作为一种建构的有效性：对苏姗・瓦灵顿和阿瑟・文宁，伍尔夫以淡淡的嘲讽语气，显示了对将婚姻作为确定未来的不安心理；轻佻的伊夫林是伍尔夫以奥斯丁勾勒柯林斯牧师的漫画笔法塑造出来的喜剧性人物，她在珀罗特先生求婚时煞有介事地宣称“我有时候觉得我个性中不可能只对一个人感兴趣”（第410页，译文略有改动）；睿智的海伦与赫斯特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反婚姻立场；而小说中订了婚的男女主人公同样处在困惑与犹疑之中的状态，则更是耐人寻味。

具体说来，从表面上看，伍尔夫似乎复制了奥斯丁小说以女主人公的订婚或结婚结束的结局，使雷切尔和特伦斯的关系在订婚的过渡状态中戛然而止，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奥斯丁的求婚叙述仿佛童话故事，总会在结尾处暗示幸福婚姻的可能性，伍尔夫则先是让这一对订婚的情侣陷入思考，怀疑婚姻的意义、婚姻与走向广阔世界的矛盾性，后则安排雷切尔终于藉由死亡逃避了即将到来的婚姻，破解了传统求婚叙述的结构模式。小说中“具有女性特质”的特伦斯某种意义上就是紧张探索的伍尔夫，他检视了海伦的婚姻，旅馆里几对客人的婚姻，以及现实中的两性关系。他在雷切尔死后体会到的“和平”（peace）、“强烈的放松感”（great ease）、“确定感”（certainty）、“完美的幸福”（perfecthappiness）和“完美的团圆”（complete union）显然也暗示了伍尔夫的如释重负之感。由此意义上说，雷切尔之死既是对求婚叙述的复制，又是对它的重构。用琳达・哈钦森的话来说，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戏仿（parody），或者说“以批评性的差异呈现的拓展性重复”。关于《远航》对文学传统的修正，茱莉亚・布里格斯也写道：“它开始于一种继承自一系列英国典范，从简・奥斯汀到E.M.福斯特的喜剧与社会讽刺风格。它讲述的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年轻女子进入社会的故事，然而，正如可以预期的情节高潮所示，婚姻先是成为怀疑与焦虑的源头，随后又随着雷切尔之死而变成了一桩灾难。反对婚姻的实例随着达洛维夫妇的出场而首度展开，他们的性别政治就和他们的帝国主义观念同样可疑――事实上，两者紧密相连。”因此，“对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以及妇女小说的整个传统而言，婚姻都提供了幸福的结局。对弗吉尼亚・斯蒂芬，婚姻则更经常地是一种伪善与欺骗。”通过在父权文学传统中制造出一定的裂隙的方式，伍尔夫以女性读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挑战了其权威。

因此，《远航》作为一部成长小说，表现了女主人公和伍尔夫一道试图挣脱男权枷锁的未竟的航程。在这部处女作里，矛盾无奈的伍尔夫只能让雷切尔在聆听弥尔顿诗歌的过程中沉入黑暗，但随着精神的成长，伍尔夫对“弥尔顿的幽灵”的抗拒变得更为有力和自觉。在1928年的剑桥演讲中，伍尔夫大胆提出了“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头脑才能充分汲取营养，发挥它的所有功能”（《房间》第85页）。在1929年发表的《妇女与小说》中，她进一步指出：“在生活和艺术之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时，她就会发现，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赋予对男人来说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预言妇女小说家“将会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看到诗人试图解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在同一时期问世的小说《奥兰多》中，伍尔夫不仅将“雌雄同体”的观念具象化为穿越历史的奥兰多形象，而且表达了全新的女性文学史观。到了1931年，在为全国妇女服务会所作的演讲《女人的职业》中，伍尔夫更是明确提出女性作家必须“和一个幽灵展开一场斗争”：“作为女作家，杀死‘房中的天使’是她们职业的一部分”，以“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人际关系、道德、性别的观点”和“讲述我作为肉身的真实经历”。

综上，作为一部呈现伍尔夫在其文学远航的早期阶段与文学传统对话与修正关系的作品，《远航》对于考察作家的思想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