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转型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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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两会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代表委员多用“复杂”来形容，而《财经国家周刊》近期奔波于各地调研发现，复杂的形势，似乎并未妨碍地方的发展信心和热情。

《财经国家周刊》汇总今年各省区市规划发现，全国31个省区市2012年确定的GDP增速预期目标，有18个与2011年年初预期目标持平，吉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等7省区则比上一年目标提高了1~2个百分点；比上年预期目标增速下调的省份有4个，分别为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除福建下调1个百分点外，另3个省份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可知，2012年GDP增速预期目标低于9%的省区市为北京（8%左右）、上海（8%左右）、浙江（8.5%）、广东（8.5%）四地。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总量47.2万亿元，上述两省两市（北京1.6万亿元；上海1.9万亿元；浙江3.2万亿元；广东5.3万亿元）总计12万亿元，占总量的25.4%；而其他省份，除河北（9%左右）、山东（9.5%）外，增速预期目标均在10%以上，贵州预期增速14%。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年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的风险较大，通胀的风险较小。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增长”放在首位的重要原因。

怎样“稳增长”？对地方政府来说有最熟悉的手段，也有不熟悉的手段。

“关键是不要简单重复年复一年的地方政府投资潮。2012年又是换届年，在投资的刺激下，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存在太大问题。”银河证券总裁顾问左小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投资始终是我国增长的重要推手，1981~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961亿元增长到278139.8亿元，年均增速超过20%。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现阶段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这是解决就业等很多问题的基础。而同时，作为推动地方经济的主体，地方政府也要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切实承担起对经济长远发展的责任。针对一些地方在外需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仍在扩张产能，陈锡文反问，“你扩大的这些产能打算卖到哪里去？打算卖个什么价钱？”

大项目情结，是地方投资依赖的另一表现形式。

引进一个大项目，既可以增加GDP扩大经济规模，又能上档次“调结构”，可谓“一箭双雕”，也因之，争夺大型基建及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在增量中调结构”地方发展新趋势。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表示，在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之下，提高地方收入与引入大型项目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绑定关系。

“大型项目有两个好处，带来客观的流转税，以及巨额的土地财政。”刘煜辉说。目前，地方税收的重要收入来源是以营业税、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

流转税的一大特点是在生产环节征税，是链条税，意味着链条越多越长，税收就会越多。这无形中激励地方政府发展产业链绵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重化工、房地产、装备制造等，以期获得更多流转税收入。这一税收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改革方向存在相悖之处。而成熟经济体的政府税收则主要来自所得税与财产税。“后二者的税基更多依赖于本地社会财富的积累。”刘煜辉说。

一块蛋糕，则可能来自大型项目、开发园区等名词背后所牵扯到的土地资源整合，这一过程往往在项目开发区及其辐射区域内，带来相当可观的土地财政收入。因此，这一工作也通常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抓手。

“地方上以GDP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很难用盲目来加以评判，背后有一些现实复杂的因素在左右。”全国政协委员、前国税总局副局长钱冠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因与转型升级相关联，高端装备制造业近年备受各地青睐。而南开大学滨海新区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也提醒，如政府过度“热衷”于此，则与大型基建一样，可能对本地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一定的时间内，调结构与扩张增量不会表现出促进关系，只是不少地方不愿正视这一点，舍不得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希望在短期内鱼和熊掌兼得，“说到底，还是要扩张规模为先，而非转型为先。”

陈锡文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不对发展的可持续性负责，更倾向依靠投资提高经济增速。他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资金的使用中，往往先把钱用在那些能快速拉动地方GDP的工程上，而在改善民生上形成资金硬缺口，“把问题留给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