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甲A“挑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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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让我欢喜让我忧”

中国足球改革的最直观的成就，就是将球迷重新请回到看台上。曾几何时，甲A比赛售票处前还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但经过新闻界两年不屈不挠的鼓噪，观众终于开始瞩目甲A。到1995年，某些重要比赛时，在足球重镇如北京和成都居然出现了球迷连夜排队买票的现象，球市的火爆着实造就一批“黄牛贩子”，舆论界喜叫“球迷回来了”。

球迷的欣然回归，成了′95甲A赛场上点睛的一笔。

但时间到了今年上半年，随着场上队员疲软无力的表现，甲A赛场上也出现了令人心悸的退潮。在广东军团的某些主场，到场为主队助威的球迷人数有时会不足千人。然而这种球迷们冷漠的状况还不是令中国足球人最感头痛的。令他们最伤神的是另一些球迷的过分痴迷。

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将球场当作了他们发泄不满的地方。于是有时候，本应发生在场上的对立在场外反而得到了激化。

1995年，当中国球市最为火爆之时，就曾屡次发生两地球迷纠纷事件。如北京球迷在天津、北京球迷在济南都与当地球迷发生了冲突。有鉴于此，中国足协除了采取措施处罚了出事的赛区外，还在今年甲A联赛期间推出了一个评选最佳赛区的活动。意在改善赛场气氛。然而此举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一些不良风气。在′96甲A第一轮比赛万达客场对天津时，便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继而“5．19”济南球迷又在津门球场被困。等到今年甲A上半段比赛的最后一轮，北京国安作客上海时，北京球迷则成了主场球迷泄愤的对象。另外当晚的虹口体育场看台还被一小撮愤怒的球迷用废纸点起了十余堆火。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倘若我们不防微杜渐，也许不久以后，举世球迷为之深恶痛绝的足球流氓将出现在中国的足球看台上。

当然在足球场上演奏的也不尽是这种不和谐音。从成都持续3年的“雄起”呼声到北京球迷“胜也爱国安，败也爱国安”的口号；从各地赛场上悬挂的“天下球迷是一家”的横幅到北京球迷与济南球迷相会时的融洽场面，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个绿茵痴迷群落的感人故事。

裁判：“想说爱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裁判问题”一直是中国足球的焦点问题，自中国足球开展职业化以来，裁判便备受舆论的抨击。去年的“魏吉鸿事件”和“戴宇光事件”都闹得沸沸扬扬。为树立中国裁判的权威和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中国足协可谓煞费苦心。除了每年举办“全国裁判员训练班”外，今年年初足协还新出台了一套裁判等级制度方案，将裁判分为A、B两级，每半年作一次调整，规定只有A级裁判才能执法甲

A联赛。作为裁判的管理层，足协所作所为，可谓竭尽所能、仁至义尽。然而在′96甲A赛场上，一些裁判依然无法挺直腰板做人。

先是在格雷米奥队与国安队的一场无关痛痒的商业比赛中，去年表现尚可的国际裁判黄钢在苦心孤诣地捍卫了“工体不败”的名誉之后，倒在了格队教头的恶毒诅咒和新闻舆论的双重夹击下；继而来自西安体院的郁静又被一些南方的报纸指斥为“国安的保护神”，原因是在他执法的松日对国安及国安对太阳神的比赛中，都发生了不利于两支岭南球队的错判、漏判事件。“郁大侠”（某报戏称）事情未了，王燕春又“折”了。在松日与上海一战后，一向对裁判不予置评的徐根宝对于当值“法官”王燕春的表现大为光火，认为他在场上判罚尺度不一，有明显偏袒主队的倾向。申花俱乐部为此向足协提出申诉。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魏吉鸿在深圳惨遭矿泉水瓶袭击；李少锋需在上海警察的保护下，方能安然离场。另外几乎在每个甲A赛场都能听到“换裁判”的刺耳呼声。虽然这很不礼貌，但它却表露了一种情绪。裁判，已逐渐成为中国绿茵最不招人喜欢的一族。

在经历过如此多的裁判风波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裁判到底是技术上不足，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才导致了场上的错判、漏判？”某报对此曾有段颇为含蓄、但又意味深长的解释，其大意是：主队大都对裁判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而对于这种“优厚”的回报，则是场上裁判的偏袒。

教练：“总是无缘无故地难过起来”

当津门易帅，左树声临危受命，执掌起天津队教鞭时，记者圈中曾有人戏言：左二（树声昵称）坐在了火山口上。的确，教练这活是一项“拿大钱，遭大罪”的工作。它的职业风险性在于它得受不规则运行的足球的左右，教练工作可以说是流动性最强的工作之一。即使在足球人才十分匮乏的中国绿茵场，教练的变更速度仍令人瞠目。

甲A烽火再起，就有三支队伍更换了主帅。几度沉浮的刘国江执掌八一队帅印；遭太阳神弃用的“广东少帅”周穗安在深圳找到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德国人韦尔纳则在年薪百万马克的诱惑下，屈尊降贵来到了广州松日。

96甲A狼烟甫起，11轮战罢，身心俱疲的蔺新江拱手交出津门帅印，而刚刚找到感觉的周穗安则被明升暗降，“杯酒释兵权”；而同样面临被解职危机的还有正闭门思过的“长白虎头”李虎恩。

回首中国足球的3年职业化历程，人们蓦地发现16支甲A球队中（包括4支降组的球队）只有申花队徐根宝和山东队殷铁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没有落下。其他各队主帅都有途中换马的历史。

从表面看，这种主教练的变更都是归于“战之罪”，即由于他们所部战绩不理想而使俱乐部采取了这种断然手段。但深究一下，发现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中有很复杂的人事矛盾。

蔺新江的离职缘于他与韩金铭之间的不和。周穗安的大权旁落则因为深圳俱乐部副主任曾国强与周穗安教练班子之间有了裂隙。而周穗安的上一次被罢免也是由于他与队员及杨霏荪之间的矛盾。

中国足球当然需要人才流动，但倘若这种流动是由于一些非足球因素所造成的，那么这种现象就不能不令人心忧了。

在甲A赛场上，类似的让人揪心的事情还有一些，诸如解说员的体育及文化素养问题，球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媒介宣传的客观公正问题，足球衍生产品经营秩序问题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

当然记者写就此文，绝非想抹杀足球改革的功绩，相反，记者之所以壮着胆子“横挑鼻子竖挑眼”，目的就在于以已之见就教于大家，从而促进中国足球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