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当?斯密问题”的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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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真伪，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学者们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是在三个层次上进行的。第一个层次是斯密两部著作中人性论观点的一致性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斯密思想体系的统一性问题。第三个层次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只有在第三个层次上，“亚当・斯密问题”才是真问题。亚当・斯密为我们理解人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亚当・斯密问题”还将会被不断地研究。
一、引言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以“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建者”著称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有两本著作传世，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另一本则是更为人所熟知的《国富论》。19世纪中叶，德国旧历史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围绕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人性观点是否一致的问题展开了持续大约一百年的争论。旧历史学派认为《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观点是利他的，《国富论》中的人性观点却是利己的。而边际效用学派则认为两本著作中的人性观点都是利他。双方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又称“斯密问题”、“斯密悖论”、“斯密难题”。
学界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真伪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另一种则认为它是一个真问题，并赋予它各种解释。笔者认为，学者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人性，一些学者已将它上升到斯密的经济理论和伦理理论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学者将它上升到经济学与伦理学两门学科的关系上。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多个层次，关于“亚当・斯密问题”真伪的判断，也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得出的。那么“亚当・斯密问题”有哪些层次？在什么层次上，“亚当・斯密问题”是伪问题？在什么层次上，“亚当・斯密问题”是真问题？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亚当・斯密问题”的理论层次
“亚当・斯密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亚当・斯密两部著作中的人性观点是否一致。第二层是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统一性问题。第三层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
1、斯密两部著作人性论观点的一致性
20世纪60年代后的学者大多认为，斯密的两部著作没有矛盾，“亚当・斯密问题”是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
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1]休谟提出了构建一种像牛顿物理学一样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设想，即以一系列公理和定理为推理的起点，演绎出解释社会运行秩序的理论，而这个起点就是人性。社会由人组成，社会的运行归根结底是由许多个人的行为组成的，而人们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人性。所以，研究社会秩序的学者，必有统一的人性观点，否则其学说的基础就不稳固。
斯密的这两本著作所研究的内容非常不同。《道德情操论》论述的问题是道德何以可能。18世纪，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了人性中的利己面，甚至还出现了像孟德维尔这样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认为“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形下，为传统美德找到人性的基础便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斯密继承了其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的观点，认为人类道德的基础是“道德情操”。即人性中本来便具有一类情感，这些情感能够使人们做出道德行为。《道德情操论》分析的起点是带有利他色彩的“同情”。《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国民财富的定义、来源及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之所以讨论这些内容，是因为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让人民能够自己为自己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计，二是让国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收入，即富国裕民。讨论这些内容时，斯密分析的起点是利己心。然而这并不代表斯密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论观点。
斯密的人性论观点是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用利己或利他来概括。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除了利己心，还有同情心、自制、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等。这些非自利的动机并不能完全被还原为自利动机。[2]而且，他也没有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种观点之间做出截然划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既批判了以孟德维尔为代表的完全以自利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又质疑了仅仅从“仁慈”得出道德判断的传统的道德理论。[3]斯密认为，人性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首先，他承认人性中的利己面，并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的和正确的。”[4] “‘人生的伟大目标’是改善自身的条件，谋求自身的利益，包括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5]第二，斯密认为“同情”也是人的天性，是人人皆有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6]所以具有完全道德的人，应该是既能控制自己的原始的自私情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
2、斯密思想体系的统一性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当・斯密问题”的提出才是斯密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只不过是偏重出版和注释斯密著作而已。[7]自那起，研究“亚当・斯密问题”的学者不论是否认为这一分歧真的存在，都要深入到两本著作的意义中，而不是肤浅地，片面地看待斯密。那么内容相差甚远的两部著作具有怎样的关系；它们是如何统一在一起的；斯密思想体系的全貌可能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亚当・斯密问题”研究的第二个理论层次。
两部著作是斯密庞大的学说体系的两部分。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的是“道德哲学”教授，他当时讲授的内容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两本著作是斯密根据自己讲授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斯密的写作计划是完成其“道德哲学”的完整体系，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仅完成了这两部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序言中，斯密写道：“我曾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尝试说明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时期所经历过的相应革命；其中涉及的不仅有正义，而且有警察、国家年收入、军备，以及任何其它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在《国富论》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年收入和军备问题上。”[8]
学者们一般认为，《道德情操论》中这种复杂的人性观点为《国富论》奠定了基础。陈岱孙先生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提出了人性中的利己面，而且认为人性中自然的利己冲动十分强烈。斯密主张控制人性中的利己倾向，反对绝对的利己主义。《国富论》中关于人性的观点应该是《道德情操论》的继续，即被控制的利己。[9]蒋自强与钦北愚在他们翻译的《道德情操论》的序言中，认为斯密两本著作都是以利己为出发点的。[10]胡怀国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探讨政治法律所保障下的、个人基于谨慎这种美德之上的现实经济行为问题，是《道德情操论》中所揭示的道德理论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正是在《道德情操论》所奠定的伦理观念基础上，斯密在《国富论》中才能够以自利心为基础、专心地探讨其经济理论。[11]
还有学者认为，公正才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根基。帕特里夏・沃哈恩（Patricia H. Werhane）研究了斯密所有的著作，包括《法学讲稿》。她同样认为《道德情操论》为《国富论》打下了基础，而公正是其思想体系中关键的美德。参照《道德情操论》和《法学讲稿》来仔细阅读《国富论》，就能发现一种迄今为止一直被人忽视的意义丰富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理论。与人们所说的不一致相反，亚当斯密运用这三本书来补充和协调他的论题和论据。我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关于自我利益的思想是很复杂的，由于社会激情和社会利益都发挥着同样的主导作用，自我利益就不是经济事务中惟一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公正（不是仁慈）才是所有三本书中的基本美德，也是所有社会存在的条件。[12]解涛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斯密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公正的制度安排。在‘公正’这一美德的制约下，利己和利他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动机才得以统一，从而最终为斯密所设想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3]这就是说，公正不仅仅是人性外部，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种契约原则，而且是人性内部，平衡人心中的利己和利他的一种美德，制度是这种美德的外化。
3、“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
在上一个层次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人性的复杂性问题。人性中利己与利他兼有，人性中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就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密问题”是真问题。
“经济人”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理解斯密的“经济人”概念要与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人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要满足他人的某种需要。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在斯密那里，“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人”与“道德人”逐渐分离，“道德人”越来越被忽视。从约翰・穆勒到帕累托，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人逐渐地被抽象出来，成为“经济人”的内涵。这样做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学并不是要研究人性的全部，它只需要讨论人类的经济活动，而人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出来的人性就是“经济人”。这种对人性的抽象使得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但也埋下了出现问题的种子。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即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分离。这种分离实际上是经济学两个根源的分离的结果和表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提到：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伦理学”，一个是“工程学”。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这两个维度都有关注，只是重视程度不同而已。有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问题，比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等；有些经济学家更注重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比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等。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的伦理维度越来越被忽视。樊纲在其《不道德的经济学》中对经济学的界定，就体现了这种忽视。他认为，经济学应当只满足把现存的“人性”接受下来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而不去分析人性。
研究“亚当・斯密问题”可以为我们重新融合“经济人”和“道德人”提供启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指出，中等和下层社会的人们“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的道路”是一致的。中下阶层的人们的利己心，往往会使他们变得勤俭、利他、善于经营，而上层社会的人们的利己心，则往往使他们变得放纵、浪费、奢靡。这启示我们，要使“经济人”与“道德人”相融合，就要限制人们的利己心，使人们的利己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实际上，道德的基础也是物质利益。正义最初的含义就是各人得到各自应得的物质利益。正因为人们追求的物质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社会的运行才需要道德的协调。所以“道德人”并不在经济生活之外。针对今天经济学的现状，如何融合“经济人”与“道德人”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三、结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亚当・斯密问题”已经从简单的两本著作的人性观点是否一致的问题，上升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大问题。“亚当・斯密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触及到了人性的复杂性这一普遍问题。人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活动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方面，不能用简单的利己或利他来概括。不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碰到这种利己与利他、“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问题，我们总是要回到历史长河中，求助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先贤。所以，“亚当・斯密问题”还会被不断地讨论和研究，这位先哲为我们深入地理解人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1] [英]休谟，关文运译，郑之骧校.人性论[M].务印书馆，1980.6.
[2] 冯务中.当代的亚当・斯密――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读后感[J].博览群书，2004-7.49.
[3][12] [美]帕特里夏・沃哈恩，夏镇平译.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21.李燕飞.“斯密问题”再论[N].攀枝花学院学报，第22卷. 第5期.44-47.
[4][5][6][8][10] 亚当・斯密，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胡企林校. 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1997. 101-102.6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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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自强，何樟勇.简论“经济人”的约束机制――亚当・斯密研究的反思[N].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 第2期.219.
[9] 陈岱孙，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J].真理的追求，1990-1.
[11] 胡怀国.斯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斯密问题”略论[J].经济科学，1999-4，121-128.
[13] 解涛.对“斯密问题”的重新解读[J].经济纵横， 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