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陶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批判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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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自入关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大批知识分子转而潜心于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形成了有清一代重实验而不逞空论的学术风气。“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差不多成为一般学者所持守之信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及学术风气也多方面地影响到文学,在诗歌方面明显的表现是深深地打上了考据学烙印的“肌理说”的提出。“肌理说”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试图达到义理和文理的统一,却步入了以学术代诗歌的歧路。清代著名的性灵诗人张问陶继袁枚之后,对翁方纲的“肌理说”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张问陶从性情论出发,反对翁方纲雕章琢句、堆砌典故的“以学为诗”,同时,又对翁氏“肌理说”重学问的合理成分,丰富了自己的诗学理论。

写出此身真阅历 强于古人书

翁方纲论诗提倡“肌理说”,本意在于以学问考证的质实,补救神韵、格调之失,有可取之处,但将“理”作为诗之本、诗之法,诗便不是陶冶性情,而是可资考据学术渊源、历史是非得失的材料。实际上会引导诗人脱离现实,从故纸堆中寻找诗材。后来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与翁氏的“肌理说”不无关系。在实际创作中,翁氏以学问为诗,用韵语作考据,满纸,了无性情,背离了诗之本质。袁枚在前,张问陶在后,中间还有喊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论诗》)的赵翼,同声相应,诗主性灵,提倡诗要表达真情实感,反对翁氏的以笺注和学问入诗。袁枚从才性论的角度出发,论证了诗歌与考据学两者不能相兼,嘲讽翁方纲的“肌理说”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张问陶则是从性情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要表现诗人自我,表现真性情。他认为诗歌“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并指出了诗人同学者、诗歌同学术的区别所在:“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论文八首》)。张问陶批判了考据为诗,更体现了鲜明的性灵思想。

张问陶主张诗歌抒写性情,即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之十二)。但是翁方纲却将教条的“义理”、“考据”文章奉为正宗,张问陶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其《论文八首》之五批驳道:“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可怜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张问陶有意选用宋元笑话“二男相配”,匪夷所思地与“千家注杜”相联系,对“肌理说”所引领的不正诗风予以辛辣的讽刺。

《论文八首》是张问陶最早集中探讨诗歌理论的论诗诗,也是他从多年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认识。《论文八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但有一个统一的主旨贯穿全诗,这就是对于文场中矫揉造作,生硬模仿,训诂考证等不良之风的批判。可以说,《论文八首》首首都是针对当时文坛讲考据、重摹拟的不正文风的批评。首句“甘心腐朽不神奇,字字寻源苦系縻”,讥讽“字字寻源”的考据诗人自甘腐朽。第八首则指出作诗如一味地沉浸于训诂、考订,难免“酸涩”之作,诗云:“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别有诗人闲肺腑,空灵不属转轮王。”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的《论诗十二绝句》,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进行了更为集中的批评。其三云:“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古人书。”张问陶揭橥了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来源于生活阅历。翁氏的“古人书”不仅远离了诗歌抒情之正轨,也忽视了诗歌创作的源泉。其八云:“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张问陶以好鸟鸣春喻诗歌创作,言诗歌要想打动读者,应像子规与鹧鸪啼鸣那样,贯以真情实感。而“颟顸”、“笺注”却失去自我,也就失去作诗的依凭,因而便难为好诗。

乾嘉诗人中,张问陶最不认同翁方纲,崔旭《念堂诗话》尝云:“船山师于近日名家中最喜宋荔裳(宋琬),最不喜翁覃溪(翁方纲)。”诗友王葑亭曾送张问陶以黄鲴鱼,船山赋诗致谢。诗云:“鱼胃鱼肠名偶同,黄鲴黄骨语朦胧。若供考订先生馔,又要争谈《正字通》(《谢葑亭给谏送黄鲴鱼》)。显然,张问陶是在借题发挥。诗人以幽默诙谐的笔触,讽刺了翁方纲等人以考订为诗,意在强调作诗要有感而发,为情而作。而专以用典逞能者,适为之所笑矣。

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我师

翁方纲“肌理说”要求以学问作为写诗的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试图达到义理和文理统一,思想和文辞谐和,却步入了以学术代诗歌的歧路。张问陶从性情论出发,反对翁方纲雕章琢句、堆砌典故的“以学为诗”,但并未完全否定翁氏的诗歌理论,而是对“肌理说”中的合理成分加以借鉴,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诗学理论。

首先,张问陶论诗以学问济性情,与翁氏“肌理说”重学问不无关系。诗歌要求创作主体除了情感、性灵、天赋以外,也需要具有深厚的学养,即先天的才性与后天的学力不可偏废。广博的学识,精湛的艺术修养正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必备条件。正所谓“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然后有篇有句方称名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张问陶反对翁方纲作诗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但并不排斥后天的学力对诗歌创作的作用,认为诗人的天分与学力同等重要。一方面,他强调作诗要靠天分,在一首《自题》小诗里,他谈到了才与诗的关系:“才小诗多复,身闲笔转忙。但留真意境,何用好文章。”后来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才退方知搜句苦”(《和朱东(成)黄古音(镛)见投元韵》)。另一方面,他又重视学力和性灵的培养,提倡多读书,云:“丈夫破万卷,寝馈千古事。”(《赠杜溪(群玉)》)指出读书学习,能开拓视野,加强文学修养。他曾书门生崔旭诗卷云:“诗境已稳成极矣,此后惟须练识,识见一高,则笔墨羽化,方是真通人。”意在说明性情、性灵也有待于后天的培养、提高,先天的才性须以后天的学养来不断润泽。

张问陶提倡多读书,但是不能死读书,要化学为才。他的《使事》一诗云:“书皆随笔化,心直与天谋”,“莫须矜獭祭,集腋要成裘”,最能说明这一观点。洪亮吉论诗重学问,他评李白诗“天才卓越”,“领异标新”,“不肯作常语”实则是“非读破万卷者,不能为也”。因为洪亮吉是经学家,而“凡攻经学者,诗多晦滞。”张问陶担心挚友洪亮吉的学识制约了诗歌中性情的自由发挥,所以劝洪亮吉少读书。

其次,张问陶反对为诗,但不排斥诗歌形式上的锤炼。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之二云:“五音凌乱不成诗,万籁无声下笔迟。听得宫商协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强调作诗要注意格律声调的协畅,不能率尔成诗。他对有效地协调了声律的诗作,也是十分赞赏:“方知诗律难,一得终无当。小技具神工,乾坤归酝酿。轩然读大作,一片宫音亮。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题同年洪稚存卷施阁诗》)他对诗歌形式的重视,还体现在强调诗歌语言的锤炼。有诗云:“一字真如博浪椎,僧敲毕竟异僧推。灵针未乞天孙巧,仔细云衣漫改为。”诗歌是高度凝练的文字,悉心推敲,仔细斟酌,诗歌的语言才能更为精密,表达更为确切,“僧敲毕竟异僧推”,赞贾岛推敲之功。作诗无定法,改诗亦然。如同赵翼《删改旧诗作》所言:“笑同古炼师,烧丹穷昏昼。一火又一火,层层去粗垢。及夫将烧成,所成仅如豆。未知此豆许,果否得长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作家最大的本领是善于删改。”女娲补天,引七星针将根根丝锦缝合成七彩云衣,而在霓裳云衣的精心缝制过程中,改制拼合是不可缺少的工序。张问陶以女娲补天为喻,强调诗歌锤炼的重要性。

张问陶对于诗歌多样化风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于诗歌形式的重视。所谓“也能严重也轻清,九转丹金铸始成。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题屠琴坞论诗图》之八)一首好的诗歌,要像铸金丹一样,经过反复多次的锤炼,或沉雄凝重,或轻柔明丽,实现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后两句指出在诗歌创作中,要达到“空灵”动人的艺术效果,必须具有“九转金丹”的刻苦努力过程。动人魂魄的诗歌,不是仅仅任性而发,也非“小聪明”所为。张问陶所言实乃自身创作之体验,他的诗作不仅各体兼擅,而且既能作典雅端丽、秀美隽妙的“秀语”,如《阳湖道中》、《晚泊镇江京口驿》、《即目》;又能铸伟美刚劲、激情澎湃的“雄辞”,如《宝鸡县题壁十八首》、《芦沟》,兼阳刚与阴柔之美。在张问陶的各类诗篇里,无论是叙事言理,或托物寓志,或抒情写景,无不富有诗人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及浓郁的生活气息,皆是真性情之作。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