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恶背后的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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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就罚，固然是好事。但在大清王朝的惩恶背后，用银两抵罪，无形地就为犯罪提供了免死金牌。

清朝乾隆年间，朝廷上存有以钱顶罪的制度，叫“议罪银”。所谓的“议罪银”就是由“罚俸”演变而来。罚俸就是若有官员犯轻微过错，就会扣除官员的数月甚至数年的“工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明载：“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侯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

最初对官员的罚俸，只是为了对官员所犯的罪施以惩治，警戒其心。而所有的罚俸银两，全数进入国库。虽然皇帝掌管天下，但是国库的银两，皇帝不能拿来私用。因为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花销不得由百姓承担，只能内务府自筹，但仅仅靠内务府的财力或上缴的贡品，不足以让皇帝过得舒坦。乾隆时期，和见状，便策划了“议罪银”制度，扩大了罚俸范围，并绕开吏部户部，所有罚俸银两不纳入国库，直接纳入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腰包。

“议罪银”一出，很多大臣纷纷主动要求缴纳议罪银。一是可以证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二是可以为皇帝的小金库立功。曾有例：“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缴纳议罪银四万两”等等。

在和的操作下，这种自行议罪缴银的大臣比比皆是。根据《密记档》里统计，在十三年中，重大议罪银案件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三十七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有二十六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如巴延三因“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交议罪银八万两；盐政使西宁因盐课事“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交议罪银八万两，等等。

“议罪银”的产生，让乾隆的腰包日渐充足，乾隆几次下江南所有的花费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都是自掏腰包。在乾隆的眼里，“议罪银”的好处数不胜数。但是时间久了，皇帝的腰包是鼓了，大臣们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财力不够，犯了错就要罚，而罚银多少，往往要由和计算此官的家产而定。皇帝腰包鼓起的同时，主办“议罪银”的和，腰包也鼓起不少。

当时的礼部侍郎尹壮图曾上书，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皇帝大为不悦，最终贬了尹壮图。就这样“议罪银”制度没有被取消，反而杀鸡儆猴，从此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

随着时间之久，议罪银缴纳增多，大臣们金钱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朝中上下无人敢反对“议罪银”，如此一来，大臣们加大贪污，搜刮民脂民膏。就算乾隆皇帝知道大臣们的做法，也不得不对那些自行缴纳议罪银的大臣高抬贵手，即使犯罪，也不会恶惩。这样一来，议罪银不但没有起到惩戒的作用，反而使贪污犯罪变得合法，也无形地为犯罪提供了免死金牌。大臣们犯了法，只要缴纳相应的议罪罚银即可。而缴纳完议罪银，再继续贪污、压榨、犯罪……

也许“议罪银”的初衷是好的，除了让大臣严格管理自己，也使皇室生活舒坦。但是，却避免不了从贪污压榨到上缴银两豁免罪行的恶性循环。同时，“议罪银”的产生也成为了清朝政府灭亡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