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鸡/先驱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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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徐悲鸿的“公鸡”叫醒
有一次，我应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中文的汉学家朋友尼古拉之邀，到他乡下的住宅度周末。
就在金黄色的田园情调中，尼古拉告诉我一则教学趣闻。课堂上，当他讲授唐代诗人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时，那些从没见过活公鸡的当代法国大学生，个个都觉得匪夷所思，说：“雄鸡不就是繁殖鸡后代的鸡爸爸吗？就算再加上一个功能，也就是肯德基的美味了。奇怪，诗人怎么把公鸡的叫声与天色发白联系到一起呢？”尼古拉只好作冗长的诱导：公鸡这个物种的生物钟很特别，唯独它每当黎明到来时就高声啼鸣；在农耕时代就是靠公鸡打鸣报时的……
“想想看，要靠生物学与历史知识的诸多注释之后才能体味诗韵，那肯定产生不了直冲神经根的美感愉悦，就只剩下‘肯德基’味！”尼古拉笑红了眼眶如是说。
我也被感染得肆意笑了一会儿，接着旁证：当下城市中长大的中国大学生何尝不是这样？公鸡诗味变成“肯德基”味了。
尼古拉忽然想起什么，说了句“失陪”就进屋去了。出来时拿了一幅水墨画，说是他在北大留学时得到的，不知是真品还是赝品，请我鉴赏一下。我一看是徐悲鸿画的公鸡。虽然我不是鉴赏画的内行，但是我知道当时尼古拉是个穷留学生，肯定买不起天价的原作，马上就说是复制品。他眼睛发光地点头，说，这画是他在中国交往的女友――中央美院的一名纯情女生――临摹送给他的。画是赝品，情是真品。
我再仔细欣赏这幅“爱的载体”――徐悲鸿的《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时，心头不禁“咯噔”一下，萌生出了一个“顿悟”：“尼古拉，我从这公鸡的啼鸣，忽然想到孔子为什么是一条丧家狗了。”
尼古拉一头雾水，失语看着我。
我连忙解释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治、仁政的大智者，在他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是政治天空中雄鸡啼鸣的第一声。可是，他历尽艰险周游列国去营销他的安邦治国之道，‘鸡鸣’12年，却到处碰壁，没有被一个国君采纳，他就像一条到处受冷落、被驱赶的丧家狗。其根本原因就是‘叫’得太早了！你看，280多年后西汉的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以《天人三策》为题‘啼鸣’了一阵，孔子的治国平天下之道马上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绵延了两千年，而董仲舒本人被尊为大汉帝国皇帝随时请教国策的国师！”
“喂，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尼古拉还是懵懵懂懂的。
“你不觉得公鸡啼鸣，或者说思想者宏论，有个时效问题吗？叫早了，不仅无效，还会倒霉，孔子这只叫早了的‘公鸡’成了他自己说的丧家狗！”
“哦！”尼古拉终于理清了我紊乱的意识流。“孔子还算幸运的呢，在我们这里，叫早了的公鸡更惨，都被烧死了！譬如，14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说了一句‘地球是圆的’、16世纪末布鲁诺宣扬哥白尼的‘地球绕着太阳转’，就都被烧死了！”
“因此我质疑：因为‘叫早了’而牺牲的思想先驱（固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殉道精神可嘉）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价值，你们的布鲁诺白死了，我们的谭嗣同、张志新也白死了！”
“啊？不，不不，这对牺牲的先驱们太不公平了，我甚至觉得这是亵渎！”尼古拉绝不苟同。
从达・芬奇手稿引申出的“公鸡定律”
没过几天，我去卢浮宫看一个特展――《达・芬奇手稿展》。
从几千页的像天书一样的达・芬奇手稿得知，他何止是一位天才的画家，还是一位“天才中的天才”发明家！手稿里的图像令人眼花缭乱，有建筑设计图、人体解剖图、各种植物的花与叶图、几何图、机械图等……“讲解员”一一讲解了500年前达・芬奇的超前发明：飞机、直升机、降落伞、大炮、战车、战舰、云梯、各种船只、潜水用具、纺织机、印刷机、起重机、抽水机、卷扬机、挖土机、冶金炉、钟表仪器、聚光镜、望远镜、人造眼球、水库、水闸、拦水坝……他所涉及的学科广博得近乎神话，其中有：光学、力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水力学……
哦，还不止这些，让我惊愕不已的达・芬奇还是一位先知！譬如，在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之前几十年，达・芬奇就提出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否定了地心说；又如，在比达・芬奇小200岁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达・芬奇就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更了不得的是他超越几代思想家，其批判教会的言论无人能出其右：“教会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假仁假义就是神父”；“真理只有一个，它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讲解员讲到这里加入了自己的猜想：“可能为了免遭教会的残酷迫害，达・芬奇手稿是用左手写的反字，用镜子读才能得以反正；而且他用的是古意大利文，只有很少文字专家能读。这是一份真正的达・芬奇密码！”
当我走出卢浮宫，忽然尼古拉家的那只“徐悲鸿公鸡”又在我耳际叫开了，于是我马上就给尼古拉去了电话。我介绍了这次达・芬奇特展后说：“尼古拉，达・芬奇也是一只叫早了的公鸡，更是一只毫无价值的公鸡。他把自己的先知先觉全部锁在密码里几百年，哥白尼的伟大发现与他无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他无缘，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与达・芬奇的飞机更是无涉……他的天才智慧全部白费了！”
尼古拉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么煞费苦心去证明先驱没有价值到底有什么价值？有没有觉得像经院哲学家那样在研究针尖上能容纳几个天使跳舞的问题？”
“不，尼古拉，你听我慢慢说。达・芬奇手稿证明了一个很新鲜的“公鸡定律”。 达・芬奇锁在手稿里的天才发明与深邃思想，虽然超前，但后人都一一发明与发现了，这就证明了如下“公鸡报晓时效定律”：
一、 太阳不是靠公鸡叫出来的，不叫也会按时升起；
二、 人也不是靠公鸡叫醒的，不叫，人也会按生物钟自然醒来；
三、 公鸡报晓的时效价值是：在太阳将要升起，人将要醒来时引吭高歌，人们即闻鸡起舞；若叫得太早，半夜鸡叫，不仅无人响应，甚至要被宰杀；若叫得太晚，也会被人耻笑和鄙弃。
尼古拉听了很不以为然：“哈，公鸡也弄出个定律来，是不是吃了激素精力过剩？”
我坚持争辩：“达・芬奇在反神权思想与科技发明等方面，不仅是叫早了的，而且还是没叫出声来的毫无意义的公鸡！不过，达・芬奇在绘画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叫得最有时效的公鸡，因而是伟大的有价值的先驱。”
“不不，这太牵强附会了！”尼古拉大声否定。“拿个小公鸡说个没完，不说了！”
巴黎先贤祠证出的“公鸡/先驱定律”
有一天晚上尼古拉亢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公鸡定律我认同了！在巴黎先贤祠里安眠的法国先驱，都是太阳将要升起时鸣叫的公鸡，因此雄鸡一唱天下白！”
“什么？”对于这“突变”我昏昏然不知如何回应。
尼古拉的语音柔了起来，比平常压低了一个大二度，浸润着品尝“路易十三”葡萄酒似的醇香：“告诉你吧，送给我公鸡画的那位前女友到巴黎国际艺术城开画展来了！她邀请我参加了开幕酒会，还把送给我的那幅临摹徐悲鸿的公鸡画借去展览了！因为她的缘故，我才品味到你的公鸡定律确实是见微知著的高见。”
接着他把这个戏剧性突变娓娓道来。
画展很成功，尼古拉请女画家吃了顿法国大餐热烈祝贺，并主动提出要当“地陪导游”。女画家首选巴黎五区（拉丁区）的先贤祠。先贤祠初建是一座教堂，1791年改为埋葬法国伟人的墓室。200多年来祠内安葬了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柏辽兹、马尔罗、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少数政治家。至今共有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哀荣。
尼古拉接着说，他们进入先贤祠首先拜会的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与卢梭。他们的棺木放在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伏尔泰的棺木上镌刻着金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走廊对面是卢梭棺木。卢梭隐居乡村写出伟大的《社会契约论》唤醒了世人，因此他的棺木造型设计成在大自然中的乡村小庙模样，庙门微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擎着的火炬，照亮了世界。
女画家突然问尼古拉：“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尼古拉迷惑地摇头。女画家接着说：“灵感来敲门了！我要把伏尔泰、卢梭注入李贺的诗，创作一幅唤醒蒙昧人类的‘雄鸡一声天下白’！难道不是吗？颠覆神权君权专制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他们叫出来的；权力在民、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法也是他们叫出来的！如果说，徐悲鸿的‘公鸡’是想叫醒被奴役的一个国家的国民，那么，这里的公鸡是想叫醒全人类――那才真正称得上‘天下白’……”
尼古拉茅塞顿开地大声对女画家说：“啊，你也把我叫醒了……”然后，他细说了前些天由那幅公鸡画引出的关于公鸡定律的争论……
“后来在先贤祠继续参观，”尼古拉告诉我，“我们两人不断发现你的公鸡定律在这里有太多证据了！这些“公鸡”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安眠，正是因为雨果叫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天下白’，左拉叫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新天下，柏辽兹叫出了浪漫乐派，居里夫妇叫出了物理学放射线与原子能的新时代……总而言之，进到这里来的全是叫出过新天下的公鸡！”
尼古拉接着说，他们参观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到就近的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咖啡馆坐下来继续聊“小公鸡”。人逢知己式的热烈谈论，使尼古拉又想到中国古代诗歌描绘公鸡的两句诗，即李频写的“在暗常先觉，临晨即自鸣”的公鸡诗。女画家立即抢过话头，说，太妙了！这两句诗可以推出在法国先贤身上完美体现的“先驱定律”：
一、 先驱必须是有“长夜先觉”的公鸡；
二、 （尼古拉抢说）先驱是敢于登高并大声地把先觉叫喊出来的公鸡；
三、 （女画家又加了一条）先驱是选择“临晨才鸣”的合时宜的公鸡；
“唯有满足上述三条者，方能称得上是人类社会所礼赞的先驱。”女画家如是总结。
尼古拉笑着问我，语调里有着踌躇满志：“你对我俩由你的‘公鸡定律’推导出来的‘先驱定律’有何见教？”
我说：“太棒了！我这才是真正的抛砖引玉呢！不过，我觉得还应该加一条――”
尼古拉说：“请讲！”
“第四条：先驱是能够叫醒（启蒙）万众闻鸡起舞去颠覆长夜、迎来‘天下白’的公鸡。伏尔泰、卢梭等就是如歌德所评价的，是‘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一个新世界’的公鸡！”
尼古拉连声说“好”，他提议把两条定律合二为一为:公鸡/先驱定律。
我非常赞同，但接着开始自嘲：“我们仨的喜悦程度绝不亚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但我们应有自知之明，这不过是在玩一个雕虫小技的思想游戏！”
“不，我不这么认为。”尼古拉不想当东方的谦谦君子。“公鸡/先驱定律至少是第一次把几类伪先驱给剔除出去了。譬如，只敢在书斋里唱高调还想将高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识时务的思想者是伪先驱。又如，不会审时度势叫得太早的悲剧性思想者也是伪先驱。再如，不善传播技能而没能把万众叫醒、但又自恋的思想者，还是归属伪先驱。”尼古拉说到这里打住，立即抛出了一个新问题：“你说，叫晚了的公鸡，有吗？这里有逻辑矛盾，先觉者怎么会晚叫呢？”
我说有，并给他举例说明：“伏尔泰的思想，如果在教科书里讲述，或者是研究者研究，就属于正常的认知与考据，且是小众的活动。倘若有人建立了一门‘伏尔泰学’，并通过国家电视台以名家讲坛的形式向公众热播，那么这些‘讲坛公鸡’是不是叫晚了两百年的公鸡？”
尼古拉说，在法国不会有这等事。
我说，我们东方盛产这等叫晚了的睿智公鸡。那里新学科像雨后春笋，满地长，节节高，譬如有新儒学、国学、黄老学、墨学、阴阳学、法学、易（经）学、新红（《红楼梦》）学，金学（《金瓶梅》学）、曾（曾国藩）学、扬州八怪学……什么都可以立个学，不用任何权威学术机构论证就可结伙立个山门分享“学术”成果。这等公鸡叫的都是先人们叫过的声音或者是稍加演绎的变奏。这些人不就是叫晚了的公鸡吗？说他们睿智，是因为他们这样做绝不会有任何学术与政治风险，而且通过国家电视台的电磁波达到无远弗届的效应，能使自身的知名度比原创者扩大千万倍！
尼古拉充满笛卡尔式的怀疑问道：“你们的文化批评者到哪里去了？”
“在叫晚了的公鸡中，还有憨厚到迂腐的公鸡。我听一位流亡巴黎的捷克朋友说，他在捷克的集权社会里，曾经旁征博引地著文，诚恳吁请他认为较开明的掌权者，能逐渐地实行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在民、权力制衡等被两百年来国家管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其结果是被判了12年重刑……他嘲笑自己咎由自取，说：我真蠢啊！其实当今世界所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包括集权者本人，谁都知道伏尔泰、孟德斯鸠是对的，所以，改变集权不再需要晚来的启蒙，只需要即时的革故鼎新的行动！”
我轻轻地吟诵起唐代诗人顾况在《过山农家》所写的“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诗里就有晚叫的“午鸡”。我疑惑：是因为山高蔽日，山庄人家才会有错时而叫的日午鸡鸣，还是封闭的山里公鸡变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