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译“龙”为“虎”,还是译“虎”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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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民族中心主义在翻译学研究方面的深远影响，通过史料和文化阐释证明“tiger”并不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龙”的翻译，而这种译“龙”为“虎”的臆断是中国翻译界学者们长期讨论的话题，并更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翻译作为改写”的现象，探讨了如何在翻译研究中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问题。

关键词： 臆断解读 译“虎”为“龙” 民族中心主义

一、引言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的四个新兴经济体：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发展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 Ⅱ），“tiger”（“虎”）是指“在东亚，经济上较为成功的小型经济体，特别是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方梦之，324）据《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记载：“亚洲四小龙”是指“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台湾等四个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林伦伦，250）根据词典释义，我们清晰地看到“龙”和“虎”指代的是同一事物，但从“龙”和“虎”的本义来看，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内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翻译学者们就展开了关于应当译“龙”为“dragon”（“龙”）还是译“龙”为“tiger”（“虎”）的激烈讨论。一些学者支持译“龙”为“龙”，例如汪滔指出翻译应成为读者理解原文文化精髓的桥梁。（汪滔，53）而另一些学者则赞成译“龙”为“虎”，如高永伟强调“翻译应遵循译入语习惯”。（方梦之，333）这篇文章通过史料证明了译“虎”为“龙”的这一事实，从文化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析，从之前译“龙”为“虎”的臆断中解读了民族中心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也用图里（Toury）的翻译行为规范理论阐释了“重写”这一翻译现象，并提出了在翻译研究过程中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有效途径。

二、译“虎”为“龙”的历史根源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 Ⅱ）的记载，最早出现“虎”这一新义的例证出现在1981年7月29日所发行的《美国银行家》（American Banker）杂志中的第57页：“A global shift in development ... is taking place amid the booming trade activities of Japan and the ‘Four Tigers’，Hong Kong，Singapore，Taiwan and Korea.”1999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补编》给出了“虎”的另一较早例证，在1984年3月12日出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中的第36页。（方梦之，325）

相比较而言，根据1994年在北京出版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1978－1990）的记载，“龙”这一新义最早出现在1988年1月出版的《文汇月刊》中的第7页：“亚洲‘四小龙’当年看准了西方发达国家朝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的时机，占领了他们放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因而积累了资金，实现了经济起飞。”（于根元，687）“龙”的另一较早使用例证出现在1988年2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林伦伦，250）

而最早收编“dragon”这一新义的词典是在1989年出版的《朗文英语新词词典》（The Longman Register of New Words），较早出现的例证是在1988年1月23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方梦之，324）

另外，我还查阅了关于“亚洲四小龙”的大量经济类书籍的参考书目，其中最早描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书籍是1987年由吴志生所编写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叶耀明，254），而最早题目中有“亚洲四小龙”字样的经济类书籍是1987年出版的《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仲继银，205）另外，相关资料也表明“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是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概念。《国外新概念词典》收录了这一术语，并详细地罗列了世界各地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林青华，64）西方经济学家Cohn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也提到了“新兴工业经济体”这一术语及其分类的情况。（Cohn，380，381）结合“新兴工业经济体”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而“tiger”（虎）的例证最早出现时间为1981年，“龙”出现在1987年，而“dragon”（龙）则出现在1988年，从史料来看，“龙”很有可能是“虎”的译本。从例证出现时间分析，再结合到西方没有以“龙”命名的历史与习惯，西方的“dragon”很有可能是中国“龙”的译本。

我们不仅用史料来分析这一翻译趋势，而且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加以印证。西方的经济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亚洲的“新兴工业经济体”，Cohn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写道：“……在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亚洲的外向型经济增长策略成为了很多研究发展的专家们的圣经。”（Cohn，382）与之相比，尽管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也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关注却从1987年才开始。根据1982年到1986年的《全国总书目》的记载，几乎所有的关于亚洲经济的书籍都是研究日本的，而当时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苏联、美国等大国。这说明当时，中国的主要关注目标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不是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小型经济体。首次提到东南亚经济的书是在1987年。在这一年的《全国总书目》中，亚洲经济这章中记载了《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和《崛起的奥秘》两部书籍。因为中国毕竟从1987年才开始研究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所以不太可能在1987年之前，特别是在1981年之前就为东亚“经济体”取名“亚洲四小龙”。

既然“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增长策略”（Cohn，380），取得了巨大成功，引来了西方的密切关注，那么中国为何没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研究其经济模式？清华大学的魏杰教授在其《亲历改革：1978—2008中国经济发展回顾》一书中给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改革的前十年，中国进出口经济发展缓慢，原因有三：一是受传统经济理论制约，限制了对外开放的速度；二是当时国力较差、扩大进出口贸易有难度；三是相关的法律与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同时国际上还有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误解，大规模开放条件不够成熟。（魏杰，58）正因如此，中国当时主要是大力发展工农业，增强国力。经过十年的发展，在80年代末，中国国力大增，为进出口贸易打下了基础，这时，才开始关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研究其经济模式，而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类书刊、各类报纸杂志等频繁地出现“亚洲四小龙”的这一名词。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推断翻译趋势很有可能是译“虎”为“龙”，而之前学者们所提到的译“龙”为“虎”的论断是其主观臆断，与历史相悖。

三、译“虎”为“龙”的文化内涵

“虎”与“龙”在西方和中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之前通过史料我们证明了译“虎”为“龙”的历史根源，现在我们再从文化的角度印证译“虎”为“龙”这一历史现象。

西方之所以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命名为“虎”而非“龙”，通过我的研究及与西方朋友的交流，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虎的地理特征：只有亚洲才有虎。（梅益，2036）人们习惯性地使用特有的动物来指代一个国家或地区，例如：袋鼠标志澳洲。对比而言，“龙”是一种完全不存在的神异动物，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像在中国文化中有那样重要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二是由于虎的生理特征。西方人普遍认为龙与虎的共性是残暴、危险、强大、令人感到畏惧；而其特性是：虎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龙是不存在的神异象征。其共性说明之前的文章所提及的译“龙”为“虎”的原因是“龙”的邪恶性并不确切，在西方人眼中虎也同样邪恶和危险。其特性突出了虎实际存在这一事实，正因如此，虎能被观察、研究，其行为能被预测和控制；而龙是神异形象，根本不存在，在西方，人们更倾向用真实动物来命名。而且，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长期以来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在他们眼里，用“虎”命名更准确。另外，“虎”体形比“龙”小，而亚洲这“四个经济体”地理面积都很小，从这点上来说，用“虎”来命名也比“龙”更恰当。

而中国之所以会译“虎”为“龙”，通过我的理解与研究，原因有三：一是龙的文化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胡维革，2）亚洲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与中国紧密相关，都受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龙”激发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而“虎”没有文化的象征意义。二是“龙”代表着超能力。“在中国龙文化中，龙被视为一种通天的神兽”。（胡维革，20）历代君王都以“龙”来表现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利和优越性。龙在权限、力量、智慧等各方面都比虎优越，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翻译为“龙”暗示了中国人民希望这些经济体不断繁荣、壮大，不仅成为地区典范，而且成为全球榜样的决心和信心。三是“龙”象征了幸运和欢乐。“龙被视为一种吉祥瑞兽”。（胡维革，20）“龙舞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流行最广的民间舞蹈”。（梅益，3049）在中国，人们通过龙舞、龙舟赛、龙灯展等“龙”的活动向“龙王”祷告，希望其消灾降福。而“虎”不仅没有“吉祥欢乐”的象征意义，反而有“邪恶、凶残”等贬义，例如成语“虎视眈眈”、“养虎为患”等。“龙”有着更加正面积极的文化内涵，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虎”名翻译为“龙”象征了幸运、福气、欢乐和繁荣，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对西方将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命名为“虎”，中国将“虎”译“龙”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根源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将就“龙”和“虎”这两个版本作为翻译现象从理论的视角进行研究。

四、译“虎”为“龙”的翻译探讨

译“虎”为“龙”改变了“虎”的文化内涵和外延，这是否违背了翻译标准中之“信”的原则？

实际上，翻译研究已经开始了文化转向，对译本的分析还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虑。（Munday，127）Lefevere在《翻译/历史/文化》一书中指出：“翻译不是产于真空。译者在特定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起着作用。他们对于自身以及他们民族文化的理解将是影响他们翻译方式的因素之一。”（Lefevere，3）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语言符号转化，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及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为翻译分析开辟了新路，并且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标准“信”（忠实、准确）的禁锢。Susan Bassnett也针对“超越语言的层面，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进行了研究。（芒迪，178）图里提出了规范这个概念来描述翻译行为，图表如下：

规范是指“将某一社区所共享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如对正确与错误，适当的与不适当的看法——转换为适当的且适用于特定情形的行为指南”（芒迪，159）。这个图表介绍了两个术语：充分的翻译与可接受的翻译。充分的翻译从属于原语文化规范，因此这样的翻译从语言和意识形态上忠实于原文，但是，由于充分的翻译所体现出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与译语文化不同，因此该译本可能会遭到译语接受者的冷遇或排斥。例如：“dragon”从属于原语文化规范“龙”，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上都达到了基本对等，是“龙”的充分的翻译。但是，根据高永伟的研究，通过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网上的“简单检索”（Simple Search），若键入“four Asian dragons”或“Asian dragons”等关键词，检索结果就为零。（方梦之，326）我同时与现居美国的美国朋友们进行了交流，从反馈的情况看，“dragon”的这一用法鲜为人知。尽管“dragon”是“龙”的充分翻译，但在译语语境中却没有得到广泛的了解和使用。而相比之下，可接受的翻译从属于译语文化规范，尽管改变了语言的表达形式及所呈现的形象，甚至重写了原文，但它将熟悉的文化概念、价值观呈现给了译语读者，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所以此翻译能广泛地被译语读者接受。“tiger”（“虎”）的译文“龙”体现了中国文化，“龙”的文化形象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身份感和情感的共识。自1987年以来，在中国，“Asian Tigers”的翻译“亚洲四小龙”被频繁而广泛地使用，并且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熟悉的用于指代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这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中文名称。

以上的论证显示了充分的翻译“dragon”、可接受的翻译“龙”在译语接受者中所得到的认可度与使用度的巨大差别，这也是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重写现象的原因。“翻译是一种最为显著而易辨别的重写，它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芒迪，180）

五、民族中心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及解决策略

民族中心主义，是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民族中心主义存在于每种文化中”。（Samovar，46）从词根上分析，民族中心主义的含义是以自己民族为中心、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文化的世界观总是一切现实的中心”。（Katan，18）

之前的学者在“龙”“虎”译本研究这一问题上一直陷于译“龙”为“虎”的这样一个误区中，就是因为其没有做客观的历史查证，而是主观地将其熟悉的“龙”文化放在中心，臆断“龙”是原文，而将原文“虎”臆断成译文。究其根源，就是民族中心主义。

在关于译“龙”为“虎”还是译“虎”为“龙”的这个问题上，我还特意采访了两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目的在于调查其在评估过程中是否有臆断现象。因为在新加坡，东西方文化都对其影响深远，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判断是否就会客观？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她们的回答中，也存在明显的臆断，表现出民族中心主义：她们认为肯定是译“龙”为“虎”，因为她们先从中国报纸看到“龙”这个说法，且“龙”代表中国，而“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当我用史料证明“虎”早于“龙”时，她们惊讶地感叹说自己从未想过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也没有做过相关研究。既然受着多元文化影响的新加坡同学都存在着这样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臆断，更何况是受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孕育的中国学者们，他们之前对于译“龙”为“虎”的臆断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译“龙”为“虎”是错误臆断，那为何从九十年代起这二十多年间都无人进行更正？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民族中心主义而产生的臆断通常都是无意识的。Samovar在《跨文化交际》一书中写道，民族中心主义实际上“大部分的表现都是无意识的。就像文化本身，民族中心主义是在不知不觉中所学到的。（Samovar，47）正因如此，我们经常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臆断，所以失去了对臆断进行推敲、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机会。

作为翻译研究的学者，我们应该意识到在重写过程中和评估重写产物时所倾向的带有民族中心主义的臆断。只有在意识并发现自己的无意识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时，我们才能采取措施加以避免。根据发现并求证译“龙”为“虎”这个长期存在的臆断的经验，我认为避免民族中心主义有两项有效的措施：消除臆断、探究可能。

臆断是指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事物，在得出结论之前没有进行严格的求证。臆断一般有失偏颇，带有片面性，这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自然产物。当我们从单文化视角分析时，我们无意识地做出了臆断。消除臆断对于避免民族中心主义至关重要，也是我们要采取的首要措施。消除臆断的方法就是换位思考。翻译作为重写，把一个概念从两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加以描述，产生两种文化版本。如果我们无意识地从自己文化的视角来判断，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对翻译策略的分析将遭到质疑。因此，要有客观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就要从双文化视角考虑，加强对史料的研究确定原文与译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原文与译文，避免臆断，这样的研究才不会盲目。换位思考是我们跳出文化禁锢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能更清晰地观察事物，更理智地分析原文与译文，消除臆断，加强实证。

在消除臆断的基础上，当我们在研究文化术语时，还要探究不同的可能性。例如在本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翻译案例：“龙”与“虎”。翻译趋势有两种可能：译“虎”为“龙”或译“龙”为“虎”。之前的文章都局限在译“龙”为“虎”而没有去探究译“虎”为“龙”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译“龙”为“虎”，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就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之前的文章都强调“龙”在西方有贬义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够多探究不同的可能性，就会收集到更全面的信息，也许就会帮助他们意识并消除之前的臆断。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查证数据、资料，而且要积极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因为翻译/翻译研究是跨文化研究，而不是单文化研究。掌握其他文化的人能够从新的文化视角给我们提供新的信息和有建设性的意见，而这些信息是我们无法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与视角中得到的。在翻译/翻译研究的过程中，文化研究和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的渗透性之强，它实质上渗透了人类生活的每一层面”。（戴炜栋，127）文化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宽泛而复杂的概念，要想非常扎实、全面地理解本国文化都有困难，全面掌握他国文化更是难上加难，唯一解决的方法是通过读书、查阅信息、跨文化交流等不断加以补充和丰富。在消除臆断和细究可能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公正、准确、客观地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评价，而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创建出来的翻译理论或策略才能准确、有效地指导翻译工作，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文化术语。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译“龙”为“虎”的臆断角度解读了民族中心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途径是通过数据、资料和相关历史背景的呈现，证明了译“虎”为“龙”的历史根源，从文化的视角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应证，再通过对充分的翻译与可接受的翻译的对比，用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阐释翻译作为“重写”的必要性，最后探索了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意识并消除民族中心主义的有效途径。民族中心主义虽然是文化的特征之一，但翻译研究者应对无意识的民族中心主义加以重视，并有效避免和消除，因为只有在根除臆断、细究可能的基础上所做的研究才会客观、准确、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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