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经济体驱动机制的北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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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由城市与都市经济体（替代国家）而引领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地到来。仅以美国为例，该国列榜前100的大都会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12%，却吸纳了举国2/3的人口，并贡献了全美75%的GDP。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都市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博采众长而非闭门造车；创业家精神而非官僚文化沃土；相互通联而非等级隔阂。

都市经济体扶摇直上的统治性地位往往得益于其超强的“集聚效应”――他们能够多大限度地集聚创新型企业、高水平的产业工人、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以及支持机构群汇聚于一地，那么该地区经济网络的良好运转就会有成正比的发展空间。

更有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城市与大都会地区往往也是社会人口特征变迁的显像镜。来看美国，由单一种族占国家人口多数的状况正在迅速式微（而这一趋势在不少大都会地区中发展更明显），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更趋于种族与文化多样化、老龄化，等等；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日益提高，技能也更趋多元化。

那么，城市与都市经济体何以（替代国家）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究其内在的驱动机制，我们不难发现资源的传导、话语的传递、乃至经济前行的内生动力等，都已今非昔比。

北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城市更多被视为是一个个低存在感的选区，而不是经济的主体。那个时期，如果说城市只能倚赖其“最大的财政投入者”（中央政府）为其打造基础设施、住房和社会人力资本、创新等等的话，那么城市为竭尽所能争取到中央政府的补贴而迎合后者的发展战略、路径乃至热点等，则不足为怪。

而如今，城市与大都会已然变身为议程设置的主角，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推动公共产品的转型化投资，使之更与私营部门的投资与增长共生共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如今的都市经济决策者图谱中，不仅仅包括了市长、议员们，更有来自公民社会、工商界、教育界、以及慈善界和劳工领域的精英群体，他们将集体智慧与能量汇聚到都市经济的创新驱动轮上，并为涉及都市发展的重大事务献策。

与此同时，现代产业的特征由过去的“标准化、集中”而转变为“个性化、灵活分散、以知识为本”。信息交流、联合创新，经济体中各个利益群体间合作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历史上，政府的核心职责即是颁布法律与法规，在此操作过程中，制度刻板毫无自由度可言，遵循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相比之下，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往往更以行动为导向，他们重视社会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只重规则颁布，经济发展中的自我调适能力尤为突出；他们也更加乐于激发最佳实践，奖励那些敢于挑战、有执行力、能递交出答卷的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都市经济时代，来自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建言”力量也更能在公共政策上发挥影响力。例如，通用电气集团CEO杰夫・伊梅尔特作为美国总统就业与竞争力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多次表态称，对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在2020年前至少应上升到GDP 3%的水平，才能得以维持美国全球创新霸主的地位。包括弗里克斯・罗哈廷在内的另一批商界大佬则是忠实的国家基建银行的拥趸，他们力促将公共资源与私营部门的资本杠杆结合，进一步投资创新型、战略型的产业。而陶氏化学CEO利伟诚则一直倡导“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体系”在全美的社区学院广泛推广，为美国现已回升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储备技能相当的劳工群体。

诚然，过分低估国家安全网在都市经济体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危险的。纵观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为如今成为明星的都市经济体――在基础设施方面――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投入，这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公共设施、支持机构，等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在基础及应用科学领域的巨大投资、以及给予公立大学的慷慨资助等，如今的硅谷、三角研究园、波士顿大都市区等能有今天的瞩目成就。

放眼未来，各个发达的都市经济体若想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是离不开中央政府的远见、作为与政策――可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改善贸易协约、推进移民改革、改变对外资的市场开放度，等等。毕竟，全球化时代的都市经济将更受益于无壁垒的物流、服务流、知识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畅通贸易，而显然，就如同洛杉矶不可能越俎代庖地为美国制订新移民政策，波特兰也不可能来决定美国新的贸易协定的框架，迈阿密也不可能来书写反垄断法的具体条款……（Tan Chuan Kiat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