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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确是独树一帜的诗人,他的怀古诗沉着稳练,竹枝词风调自然。更重要的在于渗透于他作品之中的那种百折不回、积极乐观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人往往面临三重困惑:生活困窘,仕途失意,生命质询。面对困惑,或求诸于内,或求诸于外。求于外时,那“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便很容易地和心灵搭建起了契合的桥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自然的时序更替盛衰荣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文人情感的寄托点,“春女感阳则思,秋士遇阴则悲”,于是,“伤春”“悲秋”便成了文人笔下最为常见的两大主题。
困惑的文人习惯于塑造一位儿女情长的闺中怨妇,通过她们“帘幕无重数”中“衣带渐宽”般的、对男人的钟情和苦恋来补偿作者生活、仕途诸方面的缺憾。同时维持自己作为男性的最后的自尊。(中国古代女性文人太少)而这种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因为看到“流水落花”而倍感“红颜易逝”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看见“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便是这种心理的典型反映。这是“伤春”系列的一大特征。
而“悲秋”系列则是文人毕竟不甘心的苦苦挣扎。他们渴望“沙场秋点兵”,但现实只能让他们“梦里挑灯看剑”。所以相对于“伤舂”系列的美人迟暮来说,这里更多的是英雄末路。刘禹锡《秋词》一诗中一言以蔽之:“自古逢秋悲寂寥。”但刘禹锡的这首诗却一反灰暗萧瑟的“悲秋”传统,色彩亮丽,实为“阳光”之作。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目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读到此处。人的心胸为之豁然开朗。
刘禹锡一生被贬远州达二十多年,并且是几次遭贬。二十多年“长安不见”。他有愤懑,有苦愁,但让人感动的是他的乐观。也许正是因为贬谪经历才让他在巴山蜀水间能够接触“含思宛转”的《竹枝》俗歌,“乃依骚入《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童,教里中儿歌之,是盛于贞元、元和间。”(《乐府诗集》)于是,唐诗至刘禹锡处又别开生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贬谪并没有摧毁他,反而成就了他。当然这种原动力还是来自于他那健康向上的心态,他如果一味地沉湎于“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之中而不能自拔的话,又何谈什么文学创新!
刘禹锡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人物。顺宗李诵承大统之后,王叔文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改革遭到了宦官和藩镇等特权阶层的疯狂围攻,特别是信任他们的顺宗因患重病让位于太子李纯,李纯为宦官所拥立,于是王叔文集团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又被朝廷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刘禹锡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同马。
居朗州十年,他有幸被召回京城。十年后的京城已是人事全非,当年王叔文等人去台空。能被召回,应该俯首帖耳安身立命,但刘禹锡居然作了首颇具讽刺意味的诗:
自郎州至京城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执政自然不悦,将他远贬播州,朝廷重臣裴度以刘母年老为他求情,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这样在京城只作了蜻蜒点水似的停留的他又携白发苍苍之老母向连州进发。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备极艰辛。这一去又是十四年。十四年里他转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皆是远郡。
中古时期的唐代,广东四川等到地与今天恰好相反,相对于中原地区,尚属化外之地、蛮荒之域。其落后闭塞完全可以让迁客流徒受到足够的惩罚。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致君尧舜”是曹植、杜甫的理想,也是中国绝大多数文人的政治抱负。但刘禹锡只能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黄金岁月流放于“巴山楚水凄凉地”了,当时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柳宗元有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连州刺史即刘禹锡)诗中“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可谓典型的“迁客心理”,刘禹锡同样也痛苦过,迷茫过,但没有失望,没有放弃。
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作为和州刺史的他再次被召进京。他一路北上,这年冬天到了扬州,和大诗人白居易相逢。冬天的扬州衰草迷离,雨雪霏霏……风,忽来忽去。远处瘦西湖上的台榭楼阁若隐若现,近处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浪低水阔、帆影片片。离亭上这对命运坎坷的诗人惺惺相惜,诗酒唱和。这就是那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依然透着别人少有的亮色,特别颈联自是千古绝唱。
千山万水,直到文宗李昂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他才回到京城,这已距当初遭贬二十三年了!三月的长安草色氤氲、桃花烂漫。二十三年之后朝中人物别是一番景象。但当年权贵余威尚存,刘禹锡却视而不见,一首《再游玄都观》,“权近闻者,益薄其行”,因而被分司东都闲散之地。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白居易认为该诗“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这八个字是论诗,也是论人。遭贬二十余年终不屈服,蔑权贵,轻禄位。嬉笑自若,少有其匹!
刘禹锡特立独行,他不同于不肯“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从而决绝赴死的屈原。也不同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复归自然的陶渊明,更不同于为了荣华富贵而身事权贵的宋之间。他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不迎合,不退缩;含着泪,带着笑,是满目萧瑟中的一片绿色,又是阴霾沉沉中的一方晴空;他沉着而不乏亲和力,讥诮而又不失于刻薄……
刘禹锡,以一个阳光诗人的形象光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