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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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歌》是屈原受楚地巫风影响而作的一组以祭祀为主题的乐歌，它可能并非作于一时，而因主题相同编纂成一集。它歌咏的祭祀的诸神当取于楚地民间，这些神灵的形象形成、演变可能受到民族迁徙、交往的影响，但经过屈原加工、再创造又有了自我特色，这是诗人对楚地诸神的赞歌，也寄托着诗人自己的情怀。
关键词：《河伯》河神祭祀融合
《九歌》是屈原作品中极为奇特的一组诗歌。自东汉王逸以来，人们对其性质、主题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探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逸、朱熹等主张“托之讽谏”的寄兴说；王夫之等主张“民间祭歌”说；而闻一多等主张“楚郊祀歌”说；徐志啸等主张“祭春神”说；另外，还有“人神恋爱”一说。各种说法为《九歌》思想的解读以及抒情艺术的探究提供了多条道路，也丰富了这部作品本身的内涵。
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已无法准确探知当时的真实情况，但从文本出发，可以肯定的是，《九歌》是楚国祭祀用的乐神之歌，祭祀“娱神”是其主旨。洪兴祖《楚辞补注》在注引《九歌》目录下有句“一本自《东皇太一》至《国殇》上皆有东皇太一字”，“祀”即祭祀，可能他当初见到过题为“祀东皇太一”、“祀湘君”、“祀河伯”等之类的《楚辞・九歌》版本。而《九歌》集而成章，必首先以“祭祀”之用为依据，至于所祭何神，或各篇作于何时，倒可退而言之。
另外《九歌》不仅是祭歌，而且是带有浓厚巫风色彩的祭歌。《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东汉王逸距离屈原写作《九歌》时代不远，且世居荆楚旧地南郢宜城，对沅湘一带旧俗有深刻了解。他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写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佛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交待了沅湘之间民间盛行的巫祭之风以及屈原借用民间祭祀歌曲形式而作《九歌》的情况，而《九歌》是否作于屈原放逐之后，是否是“托之以讽谏”，历来颇有争论，暂且置而不论。但从《九歌》文本出发，以及考虑到屈原的出身、修养，其作《九歌》受生活中极为盛行的风气影响，而施展自己才华，或偶有寄怀，亦当为平常之事。
要想解读文本的性质，首要前提自然是立足文本。《河伯》一章是《九歌》中颇有争议的一个代表，对于此章是否是祭祀黄河之神历来争论不休。“河伯”的神话在古书中多有记载：
（1）《庄子・秋水》：“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2）《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
（3）《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
（4）《山海经・海内北经》：“综极之渊，深三百仞，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
（5）《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6）《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于阳涂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唯河宗氏，天子沉璧礼焉。”
（7）《清泠传》：“冯夷，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是为水仙。”
（8）《抱朴子・释鬼篇》：“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
（9）《鱼龙河图》：“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水死，化为河伯。”
（10）《博物志》：“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也？’冯夷得道成仙化为河伯，道岂同哉？”
在这些传说中，“冯夷”、“冰夷”多是“河伯”的别称，为多数人所承认。而从（6）到（10）的记载是后世道家人士修改的成仙故事，是道教神仙系统中的有机组成。（5）是描写部落战争的，但（4）同是《山海经》，则显得不同，它们极有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传说，是古代各部落神话传说在演变过程中融合流变的结果。
总而观之，“河伯”之称在战国以前并未见于文献，此前虽有大河祭祀，但只称为河神。《左传・哀公六年》记载：“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福祸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可是当时所要祭祀的是“河”，而非“河伯”。当然，春秋时期，黄河不在楚之望内，不敢祭祀，而根据可见于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山海经・楚地总论》：“《史记》苏秦曰：‘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秦策》：‘楚包九夷’”；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汉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张氏琦曰：陈为楚都，岂容不数？又减越减鲁，分宋之沛。自今河南陈州、汝宁二府，光州、信阳；陕西之汉中、兴安；山东之泰安、兖州；两湖、两江，浙、闽、两广，皆有楚地。”战国时，楚国领土已北达黄河流域南侧，但这只说明楚国有祭河的这种可能，并不能确定领土扩大到黄河领域就一定要祭祀黄河之神。楚国地处南方，有着更为广阔丰富的水系，水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各地人们更有可能祭祀身边的水神以祈求神灵的赐福，借助巫祭来表达对神灵的赞美。由于人们的迁徙，北方的祭祀活动方式以及内容也可能影响到楚国当地人们的娱神活动，为当地所吸收利用。
屈原借助楚国人们创造的文明而加工润色写成了《九歌》，反映了楚地人们的生活风俗，其中也包含了某些他个人的情感。
从《河伯》来看，它描写了当地人祭祀河神的活动。前四句：“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正是写眼前祭祀之景。“九河”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尔雅》中说：“徒骇、太史、马颊、覆、胡苏、简、、钩盘、鬲津，是为九河。”《尚书・禹贡》提到：“九河既道”。《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写道：“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颜师古曰：“九河，河水分为九，各从其道。”
在前人书中，“九”字多为约数，作为数之极，取多的含义，如司马迁《报任安书》：“若九牛一毛”。《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此处亦应当“多”讲，指各地人们都在举行祭河的活动。人们将祭祀河神的礼品放入河中，有用荷叶作的车盖并有两龙形状装饰的水车，它们被风吹着在水上疾行。诗人面对此景，不禁浮想联翩，想象着与之共登神山，环望四方。此处的“昆仑”是神话中的山，前人传说黄河发源于此。清代钱澄之《屈诂》说：“昆仑河所出也”。《山海经》云：“昆仑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其白水出其东北陬，屈向东南流，为中国河。”《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直。”《淮南子》云：“河出昆仑，贯渤海，贯禹所导积石山也。”在这些古籍中可以看到“昆仑”是作为人们想象中的大山、仙山而存在的。在古人心目中“昆仑”是大山的抽象，大水的源头，此处表明楚地的祭祀活动或者说是屈原的观念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生产力落后，农业与生活极度依赖作为水源的黄河，黄河也由于它的重要性被称为“母亲河”，人们对它的祭祀是由来已久的。
文章继而抒怀：“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前人多释为这是在“昆仑”之上的感想。但从前后文来看，看作是诗人在河边观看祭祀之久以至“日将暮兮”更为贴切，因眼前的河畔思及远方的浦口，那里可能有诗人伤心并“寤怀”的事情，因而惆怅得忘记归去。古人由于交通不便，离土别乡比今人更难以忍受，而屈原的背井离乡又比他们多一份政治的失意，多一些理想的落空，这是他的人生无法掩却的痛。《九章・涉江》：“入溆浦余徘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一种人生的迷茫让诗人无法释怀，由此也可以推断此篇极有可能作于他被放逐之后。
接着，诗人想象着水中河伯起居的状况，他住在用鱼鳞所盖、蛟龙所饰、紫贝做阙堂的宫中，“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灵何惟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其中“与女游兮河之渚”两句是开头两句在结构上的继承，然后言送别场面结束全篇。诗人由眼前送神的场景想到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离别，或是想着自己何时才能被正式隆重地迎接回朝。
《河伯》在行文中带有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它虽然是屈原在楚地民间祭祀的基础上创作而成，但楚地民间的习俗是当地人在长时期民族迁徙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它自身的南方特征是极为明显的，如文中说“乘水车兮荷盖”中的“荷盖”，即可见南方人用“荷盖”来装饰“水车”的生活习俗。据前人所考，远古之时黄河流域也适合种荷花，但由于气候变化，到战国时候，已大不如从前，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则到处可见，这与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屈原对荷花更是情有独钟，在作品中多有描写，《湘夫人》云：“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筑之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少司命》云：“荷衣兮蕙带”；《离骚》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此外，白鼋、文鱼也多产于南方，为南方人们所普遍熟知。
前人论述《九歌》性质时，多不能兼顾，甚至脱离文本、牵强附会。作为一组诗歌，它基本的主题是“祭祀”，有几篇可能作于同时，但总体看它是不同时候的作品。它的思想也不是单纯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之说，屈原的创作也不例外，作为一位有抱负但无用武之地的文人，诗人不可避免地在文中寄予着自己的一些独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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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学江苏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高级中学21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