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没有打开的抽屉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香港书展没有打开的抽屉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都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京沪穗哪个城市能办出一个“香港书展”?书展是香港未打开的抽屉，打开的关键，是让它成为香港乃至全中国的文化窗口。
“假如你把我弄到香港，让我必须写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那我首先会描写环境对我的压迫。那么多的摩天大楼，我一直在楼的缝隙中钻来钻去，我感觉所有的想象力都被牢牢地钳制住了。我发现我目光短浅，我看到的全都是车辆、人的腿，我嗅到的全都是路边的食品散发出来的气味。”
这便是莫言阅读的香港。说这番话的时候，透过他背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密密匝匝的人群包围着这个书展。在这个主题为“阅读香港”的书展，76万的入场人次，超过了以往17年的纪录。这个数字意味着，700万香港人，有一成人，选择成为书展门口巨大长龙中的一员。
被误读的香港书展?
香港书展真的很多元化：文化活动180项，签名会150个；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0多家书商展出20000种出版物，连基督教都有54个摊位。这里可以找到金庸、首发的“哈7”、香港特首曾荫权，还有Twins。“香港的市民都知道，每一年在这个礼拜，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成为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大家的一个共同活动。”
按照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的说法，香港书展可以说是全球华人书展中，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1990年第一届香港书展参观人次就有20万。但内地的媒体，说起这样的香港书展，依然喜欢加“文化沙漠”做词语搭配。这甚至造成错觉似乎大集市般的北京书展就没有“沙漠”的味道――2004年，香港《文汇报》报道书展，标题是《书展入场者虽众，香港仍是文化沙漠》；2006年，《新快报》的标题是《书展证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2007年，《南方日报》的标题是《香港书展VS“文化沙漠”》。
1990年代，莫言第一次来香港，感觉香港非常陌生，“90年代内地相对物质还是贫乏的，落后的对比香港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方，去了商场，你发现每件商品多得已经成为一种灾难了，这是一种物欲的天堂，商品造成一种巨大的挤压，文化方面是沙漠。”
2007年，莫言已经有了别的体会：“现在内地的物质已经变成跟当年的香港一样，对人有巨大压力。现在内地严肃的文学、纯粹的小说读者群在日渐缩小。内地的作家越来越明星化了，读者越来越粉丝化。”在莫言看来，“香港在这方面甚至比内地要好一点”。
龙应台在香港书展作讲座，每位观众都可以收到一份关于她讲座题目的精致介绍。她跟书展的工作人员说，来的人手上都应该有一个东西：“一个简单的东西，但很有品位，在很短的时间可以做出来。这需要很久很久的文化的累积。在这一方面，香港在整个华文世界是做得最好的。”
一个“或许”是，目前，全中国只有香港可以办出如此规模的书展，另一个“或许”是，香港也无法办出北京书展。在香港的商业逻辑之下，书展更像一个巨大的派对，参加这个派对的人可能一年只去一次书店，但起码，这里让人很放松一一不用拉关系，无需递红包，文学、基督教、玩具与社会学书籍皆能安然相处。
“在这里，我看到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让人心灵感到慰藉。”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如此评价2007年的香港书展。派对般的香港书展，发生在内地“文坛是一个巨大垃圾场”论点流行的同时――“文化沙漠”的争论，与城市文化的渴求关系纠缠不清，18年的书展，在需要重新面对世界的香港，突然集中了所有矛盾性。
书展之困：产业与文化断裂
在书展的讲座上，香港年轻作家谢晓虹举了一个例子：香港的作家不敢买书，原因是担心家中没有地方放。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如果买太多书，作家就只好在堆得高高的书堆的缝隙中看电视。
等她的讲座结束，并排坐在书展的玻璃窗沿，谢晓虹却说自己不算喜欢香港书展。“很多明星会来，很多娱乐的报纸会报道。大家会觉得很挤，来的人未必都是读书的，他们是来看明星的。他们买了明星的书，也不一定看，只是想拿签名和照相。这很像一个很大的卖物会。”
谢晓虹发觉香港作家可以讲话的空间很少，不如内地。她办了一本文学杂志，从读者的数量看来，她自认为香港有比人们想象多得多的关注文化的人，说香港是商业社会也许只是“一个刻板的印象”，但“出版商和媒体不会去关注这样的一班人”。“香港很少作家有机会发言，早上10点那些没有人看的节目可能会介绍，主持对文化也是没什么了解的。”
也许这是一个对城市文化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连如此规模的香港书展都不能为这些本土作家提供更多空间?“我们的书展，可以说是一个书市。书展本身也有版权交易，但说老实话，重点放在书市。两方面功能不一样，都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书展之外，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一个华文交易中心。但我们不能两个一起做，我们要把书展的规模发展起来，先让华文出版社都感兴趣。”林天福说。事实上，2007年有6000本新书选择在香港书展首次发行，占据香港新书出版“很大的比重”。“我们的书展，已经改变了香港的书出版的规律。很多的书都等着，或者赶着香港书展来出版。”
而对比香港书展，谢晓虹更喜欢在香港土瓜湾一个屠宰房办的、“今年可能办不下去”的牛棚书展“周边是平民的地方，吃和住比较便宜的地方。有人自发拿书去卖，有一些小型的剧场演出，定期有展览。香港书展的书放在里面，有空调；但在牛棚书展，很多书是放在外面，没有冷气的地方，却有更多读者与作者的互动。”
有报道说，2005年，香港书展缺乏文化含量的问题便开始受重视。香港书展因此试图邀请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作家和文化名人进行讲座――这让香港书展的利润从2005年以前的1000多万，缩减至2006年的100多万。到了2007年，香港书展有了第一个主题，“阅读香港”。“过去17年书展都没有主题。为什么要有主题?就是想贯彻文化与产业并重这一点，让出版社、读者，聚焦在文化的层面上。”这是林天福坚持书展要有主题的原因之一。
未打开的香港抽屉
“普通的香港市民生活在香港，往往反而没有尝试了解香港的过去、现在，去思考未来。香港书展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很多香港的书、透过很多讲到香港的讲座，让香港人去思考香港这个独特的地方。”
林天福希望小朋友从小就养成阅读的习惯；希望通过书展，更多自由行的人到香港，不只是买珠宝买手表，还可以到香港的书店去买书――2007年，最先进入香港书展的是一群小朋友。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以“阅读香港”为主题的书展隐喻在书展的门外，有一条队伍，顺序是小朋友、书展希望吸引来的内地人、一些平时不买书的香港人，然后是出版商，未来可能是专门进行版权交易的人。
在这个队伍中，不少外地人，无法获得阅读香港的正确逻辑――让张悦然选择一个观察香港的视角，她首先愿意选择的是一个“静物”，然后才是人：“如果非得是一个人，那我是一个老年人。我希望她的速度慢一点，她是定格的，如果她也在走，周围也在走，我就觉得太眼花缭乱了，最大的感觉是她的眼花缭乱的丰饶，给你一种被迫接收的感觉。”她不理解这种节奏。在旺角，来书展作讲座的张悦然逛街的时候，试图跟着香港年轻人走，但总是不断地掉队：“他们每个人都那么快，那么有目的性。他们怎么会走得这么有目的性呢?”
龙应台正是这种来自商业社会功利节奏的反对者，她担忧“香港被一种商业逻辑所垄断”。她认为应该有更多人关心香港的咖啡馆史、粥面史、上海人史、宗族史、语言史，最近的工作是保护香港一条即将被拆掉的街，在她看来，香港的文化抽屉就隐藏于民间，而不是属于香港中环的商业逻辑。
龙应台作了《香港十个未打开的抽屉》的讲座，当问她“如何打开香港抽屉”的问题时，她回答：“我们完全可以保留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文化的生活方式，保留它原来的人文肌理。全部是酒店和大厦的香港，是死胡同的香港。这里每年有1000万自由行的内地人来，但对不起，如果整个香港都变成‘又一城’的时候，他们只会来一次，不会来第二次――你骗人只能骗一次。香港现在的趋势是只有前面，没有后面。”
香港书展背后是一个城市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认同、开掘与重新销售。以“阅读香港”为主题的香港书展，为这座城市带来反思，小处，是商业味与文化味的平衡；大处，是这座城市商业逻辑与本土文化开掘的平衡。如果香港有100个尚未打开的抽屉，那么，书展也可算其中一个――打开“抽屉”的关键，或许是如何让它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