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打麻雀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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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55年、1956年冬，全国开展了除“四害”的大行动。这也与《农业发展纲要》有关，要消灭苍蝇、蚊子、老鼠与麻雀“四害”。（后来把麻雀改成了臭虫。）

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爱国卫生运动”。事情应该从1951年中朝军队宣布在朝作战的美军使用了细菌武器开始，我们国内大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旧中国为国际社会所垢病的事情之一，是国人的卫生状况不佳。把打扫卫生政治化的结果是那些年确实改善了我国的公共卫生状况。这种卫生运动中，包括消灭苍绳蚊虫。甚至于发生过小学生上缴苍蝇头苍蝇翅膀来记录成绩的事儿。至于把麻雀也放到“四害”中去，是《纲要》制定后的事，我想肯定是从湘潭的农家生活中，从小就认定了麻雀会吃谷物，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

于是，我亲身参与了万民打麻雀的盛事。那是一个星期天，根据市里的布置，各单位各街道各家各户，人们都爬到了屋顶上，手持竹竿，有的竹竿上绑着红布红绸子，有的竹竿上栓着响铃，有的在屋顶上预备下锣鼓钹镲各打击乐器，也有的拿着或脖子上挂着口哨，也有的并无工具武器乐器，徒手助威。一见到麻雀，喊的喊，叫的叫，敲锣的敲锣，打镲的打镲，吹哨的吹哨，挥竿的挥竿，真是人欢马叫，你喊我笑，鬼哭狼嚎，乐音噪音齐上，天崩地裂，把树上的、屋檐上的、塔尖上的、楼顶上的各种小鸟，不知是否还有飞虫，吓得魂飞天外，仓皇起飞，无处逃遁，更无处栖息，在举国全民的呐喊声中欲停又无处可停，欲降落也根本不可能降落。眼看着一只又一只麻雀挣扎着乱飞着突然一个倒栽葱像一块石头一样直线落下，更是一片欢呼，觉得又奸敌一名，扩展了围歼聚歼战的胜利。

1956年4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口头传达的报告版本中，提到了打麻雀的事，大意是对打麻雀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如果打错了，我们可以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一些麻雀嘛。

关于打麻雀的说法也是充满了他个人的特点的，做对了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做错了，调整过来就是了，不足挂齿，不以为意。

回过头来说打麻雀，那一天真是举国体制灭雀。说什么我国的体育是举国体制，这未必对。最多是政府比较重视，财政有相当的支持罢了，哪里谈得上举国？举国者倾全国之力也，我们什么时候倾全国之力练乒乓或者跳水来着？也许我们全国的男孩都玩过弹玻璃球与扇三角（香烟盒），但也谈不上玻璃球或香烟盒的举国体制。

50年代的“灭雀”倒是有点举国动员的意思，而且它像一个全民的登高节日，像儿童最多是少年的游戏。我们曾经怎样的天真，以为可以用类似儿童游戏的方法创造古今中外全然没看到过的乐园天堂。那时的环境也比较好，全市的机动车屈指可数，又赶上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大家一起起哄，很好玩。人常常会有寂寞感，所以人是喜欢起哄的。

我记得在全市齐灭雀的第二、第三天，各副食或食品门市部就卖开了炸麻雀。一般情况下，我不否定吃麻雀，在我的家乡，河北沧州，许多人包括本人吃过蝗虫。但这次“灭雀运动”中，我实在不想吃麻雀。

严肃的事情做得太轻易了就会变成起哄，起哄的结果是对严肃的解构，从而掩盖了代价，掩盖了残忍，起哄也会使人发狂，恶作剧的心理会战胜常识，起哄中我们常常搞错。问题是在起一大哄的快乐中人们丧失了起码的斟酌与起码的爱心和小心谨慎。

起哄的大众的特点是见着怂人压不住火，见了火人压不住怂。起哄者很容易成为奴仆，也很容易成为刁民，还很容易变成暴徒或者恶霸。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谨为我个人在这里表达我对麻雀生灵的哀悼与悔恨。好在，现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屋檐上、林木中，到处看得见灾难后更加兴旺发达的麻雀一族，我们也无需从外国进口麻雀；我们的亲爱同胞，目前已经对飞禽走兽有了不同的认识与关爱。

我还要说，我知道至今广东有人用各种奇妙的方法捉鸟吃鸟，我希望他们能改掉这个陋习。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中国天机：我要跟你讲政治》 作者：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