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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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词“城中村”：1990年代，当城市大面积扩张，大量蚕食周边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资源后，农民在宅基地上高密度地建盖了大批出租屋，蜕变成不耕田的“房东农民”，以此形成了大批中心城区紧挨高楼大厦、特别的城中村落。这些农民屋房租金低廉(广州“城中村”一房一厅约400―500元／月)，而且地段优良，交通便利，是许多外地年轻人，或者才毕业的学生进入城市、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安身之处。

解词“欧宁”：1969年生，广东自由艺术家，近年用Dv拍摄纪录片《三元里》(关于广州的城中村，2003年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项目)、《大栅栏》(关于北京的贫民窟，2005年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的资助项目)，2006年计划拍摄《曹阳新村》(关于上海的工人聚落)。

这些年，我一直以影像纪录片的方式在记录和关注“城中村”。因为这是我的一段美好生活记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城市形态。也许在我们主流社会的认定中，“城中村”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住着民工、K姐、小偷等社会底层边缘人，是凶杀、幽会、通奸、、交易的滋生地，是需要清除的毒性瘤，于是大片的“城中村”在被连根拔起地铲除。而我想说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推进的一个独特标本，它的存在有着有用而有趣的价值。

我曾经在深圳的城中村居住过，在广州的城中村三元里游历过，至今仍然时常爱去广州城中村下渡村吃吃喝喝。1990年代大学生都把城中村看作自己进入社会的第一站。才毕业的大学生和外来民工没什么差别，都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城市残酷的拼杀中捉襟见肘。而城中村低廉的房租和生活成本给他们提供了喘气回旋的余地。几年后，当他们发达、升迁，都会离开这片简陋的土地，因此“城中村”是他们进入城市主流的跳板。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弱势者和主流社会，低收入群体与高成本都市生活之间能有一块缓冲地带，能缓解很多被激化中的社会矛盾，对城市的良性发展来说很有存在的必要。

一直，中国的城市设计饱受美式城市模式影响，特别是发展郊区住宅、以高速公路连接购物休闲区和内城办公区的思想已成了一个设计公式。住在郊区、自驾车往内城上班的生活方式被媒体塑造成了一种新兴中产精英的标准，人人趋之若鹜。于是所谓中产们只是睡在郊区的漂亮房子里，就医、子女入学等等仍然得依靠已经拥挤不堪的交通去市区解决，结果奔波劳顿，和穷人不相上下。针对中国城市设计这种普遍的弊端，RichardRogers曾在1991年提议过一种“紧缩城市”(Compact City)的方案，这一城市模式在英国和欧洲颇为盛行，它主要是提倡一种密集而多样变化的城市，通过城市功能的相互重叠来增加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消耗和污染。如此紧缩城市的模式，最早可在城中村中找到源头。比如北京大栅栏的原住民，离王府井近在咫尺，可是，原住民几乎不去商业街。在自己的“城中村”，通常居住者可以最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完成自己一切生活的必须。这是“紧缩城市”的一个很好的样本，在这点，“城中村”的存在是值得我们的城市规划专家去琢磨的。

而村民自治，一直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民间传统。沿袭于此，“城中村”也是民间社会对城市化运动极有智慧的一种生存方式。“城中村”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是“征地”这一“城市化”行为派生出的民间生活策略。比如说为了土地租用利润的最大化，在一条窄巷之上，两座楼从二楼开始就如情侣般粘连起来，排水管、各种电线和蛛网一起在飞檐上交织缠绵，形成了密集而著名的“接吻楼”和“握手楼”，一种极度的扩张欲望激发了这种奇特的建筑格局。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失去耕地的村民，还在顶层天台上面兴建假山鱼池，或是种花养雀、种菜养鸡，把顶层天台变作寻回农耕乐趣的场所。这种怡然自得的民间生存智慧值得尊重、学习，不该被轻视、否定与“毁灭”。

对于城中村，我们要做的不是推倒它，大拆大建，一切卷土重来，而是局部改善它的脏、差环境，有机更新，找到与周边城市环境和谐的相处方式，让它作为一种丰富而有趣的生活形态，存在于一代又一代小镇青年的青春记忆里，存在于我们的城市之中。

(采访／朱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