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反映20世纪20年代邯郸民户家庭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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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原籍为河北省邯郸市，世居于西南庄后街。1993年春节回邯省亲时，在本家一位叔叔家见到了一幅祖传的老照片。照片长20.2厘米，高14厘米，早已陈旧泛黄，过去年幼时习见不怪，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些年笔者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对各种资料价值的认识逐渐深化，这次见到祖传老照片，职业的敏感使我顿时感到它对反映民国时期邯郸民俗有一定的价值，因此专门请照相馆进行了翻拍。翻拍的效果当然不及原片，但毕竟可以保存资料，寄托对先人的轸念。

照片中的人物分为两排，前排右二坐者为笔者曾祖父孙永祥，其左侧侍立者（即右数第一人）为曾祖父孙世英（乳名小俊），右侧倚立者（即右数第三人）为曾祖父长孙（伯祖父长子）孙有林。前排右五坐者为曾祖母温氏，其左侧倚立者（即右数第四人）为外孙赵新邦，右侧侍立者（即右数第六人）为曾祖父母之次女（已失名）。后排五人自左至右，分别为曾祖父母之长女（即笔者之祖姑母，赵新邦之母）孙桂枝，笔者祖母辛梅，伯祖母刁文梅，伯祖父孙世昌，祖父孙世彦。显然，这是一幅以曾祖父母为核心，包括二子二媳、三女、一孙一外孙的全家照。

照片的拍摄年代在原片上没有任何显示，不过，根据照片中的人物关系可以推算出具体年代。据老辈人介绍，此照片是我祖父、祖母新婚9天内的全家照。祖母属相为羊，1981年逝世，享年74岁，依此前推，应是1907年（农历丁未年）出生。好像祖母生前讲过，她20岁时嫁到孙家。老人习惯用虚岁，这样算来他们结婚时间应是1926年，至迟1927年。我父亲孙有田属相为龙，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八，1963年冬逝世时36岁，照此推算应是1928年9月21日出生。这样算来祖父、祖母结婚的时间也是1926年或1927年。从照片看，穿戴全是棉衣厚装，季节应是深秋或冬季。因此可以推断定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应是1926年或1927年秋冬季。

老照片拍摄于1926年或1927年，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其意义不言而喻。笔者曾与邯郸市博物馆的郝良真先生等合作写过《邯郸简史》和《邯郸近代城市史》，当时涉及到近代邯郸部分时，就备感民国时期虽然不远，但搜集资料并不容易，尤其是图片资料更难，除了在旧报刊上见到过几幅20年代修建邯郸至大名、邯郸至武安公路的照片之外，几乎没有见到一幅有关邯郸城区的照片。这幅祖传老照片尽管不能反映20年代邯郸城区的面貌，却是反映20年代邯郸城普通民户家庭与社会风貌的珍贵资料。

如上所述，老照片中的一家是以曾祖父母为核心，包括二子二媳、三女、一孙一外孙的全家照。从照片上看，全家既没有当时沿海大城市开风气之先的西装革履和内地城镇豪门巨户的锦衣貂裘，也没有社会下层常见的破衣烂衫，应该属于与邯郸内陆县城地位相符，能够具备照相条件也具有一定新的消费意识，粗臻小康的中户之家（时被定为中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应该与曾祖父一家当时生活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据老人们说，曾祖父一家原来居住于城里丛台附近的“姑子庵”一带，后来因做生意需要搬迁到西南庄后街买地建房。曾祖父本是手艺人，当过画匠，会做油漆活儿，1901年底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路过邯郸时，他曾被征发差役参加黄粱梦吕仙祠的修缮，以充做西太后的行宫。因为有手艺，还会看阴阳宅，再加上头脑灵活，曾祖父开始涉足经商，从小摊贩入手，逐渐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最后发展到在西南庄买地建房，盖起了并不算大的两座宅院，并注册了一家名为“祥顺永”号的店铺，以经营杂货为主，从汉口等地进货，在邯郸当地销售，其中桐油为大宗。曾祖父一家何时迁至西南庄后街，老辈人没说过，我们晚辈没有问过，也没有想起过要问。不过，依稀记得祖母谈起往事，总是说从东张策（位于邯郸县东部的一个村庄）嫁到西南庄如何如何（例如谈起过当时家中经营的桐油是从汉口进货，先进货，后付款；称汉口非常大，当时谚语形容“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等），从未说起旧城里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祖母结婚时是在西南庄后街，绝非城里的曾祖父旧宅。因此，照片上反映的正是曾祖父一家在西南庄后街新宅开店经营“祥顺永”号时期的情况。

曾祖父一家迁至西南庄后街可能是在2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这与当时整个邯郸城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新的工商业中心城区的形成与转移密切相关。在进入近代以前，邯郸“地处边徼，风气闭塞”（民国本《邯郸县志・选举志》。以下所引《邯郸县志》均为民国22年本。）。只是直隶广平府9个属县之一，属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长期保持着古老而传统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生活方式，1906年京汉铁路（原称卢〔沟桥〕汉〔口〕铁路）的通车才使邯郸跨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在京汉铁路通车之前，邯郸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传统的城区市场和乡村集镇进行，城区交易场所位于南门里和南关一带。民国本《邯郸县志・地理志》即称：“市桥，在城门内，世传昔赵王立桥于此，下有铁柱、铁牛，令市者集于其上。”赵王立桥并不可信，但位于南门内外的市桥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县城的商业街区于此得到证实。邯郸民谣：“各行各业南门里，来往客人住南关”，就是近代前夕城区市场继续沿用旧地的写照。乡村交易场所主要分布于县城周围较大的集镇之上。当时全县共有8个传统的集镇市场，即位于县城偏西北的丛冢、北部的王化堡(今黄粱梦〉、东北部的苏曹、东部的代召、东南部的河沙堡、南部的张庄桥、西部的户村堡和牛叫河。这些乡村集镇都分布于水陆交通沿线。县城商业街区是全县商业中心，属常年性经营，其余乡村集市主要是定期集市。乡村集市除少数商人或地主兼商人外，交易人主是散布四乡的农民，交易期既有限，交易量也不大。这些有限的商业活动不过是自然经济的一点补充而已，这种商业经济的布局也恰好是传统的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

1906年4月16日，京汉铁路正式运营，成为贯通我国南北的第一条近代交通大动脉。全线初设大小96个车站，以后陆续增至134个车站。当时全路设总管理处，邯郸县站根据当时的路线、设备、规模、运量定为中级站，归属长辛店总段第五分段管辖。尽管由于当时中国铁路建设尚属初级阶段，邯郸站的设施比较简陋，车型较小，牵引力低，运量有限，1915年的运量只有1.1万吨，年发送旅客仅有2.8万人次，全年运输收入仅有18万余元，在全线收入中排居第22位。但京汉铁路的通车，毕竟将邯郸城带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成为邯郸跨入“近代邯郸开端的标志”，“是邯郸由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折点”，“沟通了邯郸与全国的交通和经济联系，使邯郸跻身于京汉铁路沿线近代城市经济带之列”，“增强了邯郸作为冀南交通中心的地位，推动了邯郸以至整个冀南商品物资的交流和经济开发”，“使邯郸重新走上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轨道”（见测绘出版社1992年版《邯郸近代城市史》）。当时人即说“铁道既通，邯郸当南北要冲，工艺鼎兴，圜又稍稍振云”。（《邯郸县志・艺文志》所载李景廉《奉直大夫宋国佐墓表》）

京汉铁路的通车，不仅将邯郸城带入了近代文明的门槛，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邯郸旧有工商业的空间布局。当时邯郸站位于县城西南方向不到1公里，铁路通车以后，车站至县城之间的地带逐渐发展起来，处于这一地带中心位置的西南庄由于靠近火车站，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吸引了不少商人开店设铺，逐渐成为商铺集中的繁华之区。尤其是随着20年代初大邯公路和邯武公路的建成，西南庄不仅成为大邯公路和邯武公路的起点站，更成为火车站和东西公路的交会点。到20年代后期，全县已有三分之一的商户集中在车站西南庄一带，达100余家，民国本《邯郸县志》称这一时期“过运货物山货、铁货、杂粮、棉花、皮油、香油、草帽辫等，多系北运保定、北平及天津等处交卸。经年交通无阻，每年装运火车计达千数百辆之”。其中的转运货栈，“多系合伙营业，亦间有独资者，资本以三千元为最，少则数百元”。铁器业于“车站营是业者计四家，均系晋人。一切生熟铁器，自山西贩运，资本三四千元，每年流水达七八千元或万余元，利益尚属丰裕云”。此外，以售卖洋布的绸布棉纱业，“城里车站及苏曹等处共计有十五家，资本以二千元为最，少则数百元。……远自津沪，大宗贩卖者绝鲜，每年每家流水不过数千元或万余元而已。至棉纱一业，购自河南彰德，多带卖于杂货肆中，间有推挽鹿车趁市专卖者，小贩贸易，非常业也。统计境内每年约销三百余包，合价七万余元云”。如果说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邯郸的商业区域还比较分散，主要分布于车站西南庄、苏曹、柳林桥、张庄桥、南关、东门里等几个地方，那么到了1930年前后，随着滏阳河沿岸码头形成的商业市场的萎缩，商户开始向城区转移，西南庄一带遂成为商户最集中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当时的西南庄、南关、火磨街一带几乎连成一片，商铺集中，物品丰富，人口稠密，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至此，整个邯郸县的商业重心已完成了由民国初年城里及苏曹一带向车站西南庄一带的转移，集中到了以西南庄为中心包括南关、火磨街等在内的新的商业街区。西南庄一带更成为邯郸最大、买卖最为繁华的商业密集区。诚如1931年编成的《邯郸县志》卷三《地理志・交通》所称：“西南庄村，距城里许，为武邯汽车路与大邯汽车路之交点，全境商业于此称最。”

西南庄由京汉铁路通车之前邯郸县城外一个普通的村庄，到1930年前后成为邯郸县勃兴而起的商业中心，成为近代邯郸城市新城区的一部分，这就是本文的叙述主题――老照片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是笔者相信曾祖父一家迁至西南庄街是在20年代早期甚至更早的一个基本依据。总之，祖传的老照片不仅将先辈们的音容笑貌和青春倩影永远留给了子孙后代，不失为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而且还通过一个普通商户家庭难得一觅的形象资料，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内陆小城邯郸家庭民俗和服饰民俗风貌的一角，并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西南庄作为邯郸新兴商业街区和商业中心曾经崛起的辉煌一页，堪称邯郸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一幅难得的社会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