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园区如何走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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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开发和经营管理，其过程包容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的总和。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指在地理布局结构上形成的集创新、孵化、投资管理、生产和产权交易等活动的载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成功建设，是捕捉时代机遇和把握自身优势有机结合的产物。我国成功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基本经验是：正确把握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依托当地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资源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基础，遵循市场法则和产业发展规律，实现差异性发展和特色化经营。这里，规划者必须注意把握三点：
首先，正确认识文化创意类产业园的概念。文化产业是指将文化内容作为一种资源，通过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创作、加工，转换成人们对精神情感、兴趣爱好及其物质生产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从中获得商业利润的行业集群。由于广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相对灵活性和兼容性，产业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延伸，出现了“内容产业”、“版权产业”和“创意产业”的覆盖趋势。创意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位居第二位 (仅次于金融业)的英国，将创意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表述为 “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赋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开发和经营管理，其过程包容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的总和。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指在地理布局结构上形成的集创新、孵化、投资管理、生产和产权交易等活动的载体。
从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剖析中，可以悟出如下规律：其一，文化创意产业同样是具有产业链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谁掌握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当地经济就产生了支配效应、引领效应和高附加值效应；其二，文化创意产业同样面临产业组创新的任务。文化创意产业若不具备规模效应，同样会在同业竞争中失去成本和质量的优势，而要实现规模效应，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实行专业化分工，在构建供应链关系的基础上，扩大环节型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和组织规模；其三，无论从产业的集群配套需要，还是从资源共享程度提高的需要出发，文化创意产业必须走园区化之路。园区化是规模化的必经之路，它有利于深化劳动分工，有助于将企业内部分工外部化，将跨区域性专业分工园区化，能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其次，正确认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背景。概括起来有三：一是消费低耗化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型、高耗型消费正在走向“精神文化”型的低耗消费。上海中心城区二产的萎缩和三产的扩张势头，更多的原因是这种低耗化趋势所引发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结果。这种结果隐含的深刻意义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创造系统中，劳动力的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所占比重日益降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在丧失，知识技术资源的优势正在取代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资源优势的替代性变化，又折射出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结构演化轨迹与资源配置结构演化轨迹的一致性。把握这一变化之后，就不难理解都市型产业的崛起，既有资源结构的因素，更有消费层次的因素。这里既有需求引导供给的原因，也有供给引导需求的因素。例如，高尔夫球场是高端消费群体需求引导的产物，而“达人秀”则是供给引导消费群体的具体体现。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占20%左右，我国尽管是一个新兴国家，但由于基尼系数的高位态势，导致各类消费层次均不乏自己的消费群体。随着我国 “强国富民”之路的不断拓宽，全面小康社会的逐步实现，文化创意产业跨越式的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二是产业集中化趋势。要彻底克服生态危机，我国工业化走“以较少用地，实现较多产出”之路已势在必然。随着建设用地的日趋制约，粗放型的经济“水平扩张”之路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取而代之的必然是集约型和园区式的经济“垂直扩张”之路。这里的“集约型”，指的是产业的高附加值和低耗低排型；“园区式”，是指产业的集群和集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集中”，应当是指集群配套之下的集聚。目前我国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已多达500家之上，这里既有土地制约因素的驱动，更是集群出高效的规律所致。
三是产品高附加值化趋势。我国制造业的净利润率在2006年不足5%，2007年更是不足2%。其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偏离了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高附加值的非制造业环节，这些环节多半是知识型的行业，诸如研发业和金融、设计等生产业，其中不乏创意产业。这种分工转向已成全球发达国家的一种趋势，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将只创造全部利润10%的汽车制造业转向亚洲地区，而将占90%利润的非汽车制造环节 (设计、研发、生产等环节)留在本国。中国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在文化创意产业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中争占一席之地。而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仅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未来经济新的制高点。
再次，正确把握自身的优势资源。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并非取决于资源禀赋的程度，而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而常常是“富裕的贫困”和“贫困的富裕”现象并存，诸如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富有而经济贫困，东部沿海地区资源贫乏而经济富足。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地区就算拥有交通枢纽、商务区辐射和历史文化资源积淀等优势，也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转化成为现实的优势，尚有一个配置的过程。以交通优势为例，若仅凭借传统的交通枢纽条件，而经济上缺乏有效关系整合的话，其交通枢纽地位所“借到的光”是很有限的。
最后，努力接受后世博效应的辐射。后世博效应的把握和利用，是发展中国家重视后发优势的表现。根据世博效应的特定规律及其上海 “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思路，需要把握的后世博效应主要有：世博永久性场馆设施在长效管理期间所释放的旅游、会展、会议等综合性效应，应当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形成供需互动格局；充分利用上海世博会提升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借势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园对外开放的步伐，建立更为规范、稳定和持久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积极引导园区企业消化吸收各国在世博期间所展示的、与创意产业发展具有可供利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旨在提升园区的产业层次和整体竞争力。
二、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莫入“误区”
由于功能定位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普遍存在三种“混同”现象：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混同于普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混同于房地产开发；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混同于旅馆餐饮区。对此须引起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成功与否，与政府职能是否到位息息相关。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彼此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凡是能有效体现互补关系的运作模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均会良性发展，反之，园区建设往往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园区的有效性管理不仅体现在有没有“服务”意识，还体现在有没有“依法管理”。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的几种路径中，可以看出市场与政府之间摆正位置关系之重要。第一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一种由文化人自发集聚的文化创意村落。其发展路径是，传统工业的衰败所形成的闲置厂房被文化人廉价租用。在园区一度蜚声海内外之后，当地政府以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手段，施以非经济性干预，通过房地产开发商将知识型园区的长远获利模式短期化。结果，高企的房价赶出了园区建设的主体，终使一些创意园区归于破产。第二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文化商人牵头组建的园区。这种园区的特点是，有市场眼光的文化商人租用经济落后的地区作为基地，选择具有市场需求前景的文化创意产品，广泛组织和利用廉价的能从事复杂劳动的技术人员，组建起集创意、设计、加工、销售等环节为一体的、专业化分工的流水线作业。其中成功的典型是占据全球60%油画市场的深圳市龙岗区 “大芬油画村”。其成功之道是，政府职能和市场功能实现了有效的互补。政府斥巨资为园区完成了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形成了经典的 “市场主导，政府辅导”的管理模式。第三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企业投资开发建设的园区。这种园区的比例极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民营投资的南京板仑街1号的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园。其特点是市场为导向，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均在于政府职能的缺位。由于政府职能缺位，园区免遭行政性的非经济干预；也正是由政府职能缺位，放大了经济外部性的制约，致使园区发展明显受制于周边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功能的配套。第四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政府为主导的园区。当前，我国绝大部分文化创意产业园属于此类性质。政府主导的园区虽有其优势，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优势是便于选址，容易规划，又有投资能力，前期推进力度大。但缺陷是，投资回报缺乏压力，往往论证不够充分，主导产业定位不清晰，因而园区缺乏特色，市场需求不明显、产业链不完整，企业生存困难。我国当前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2/3成本难以回收者，基本上集中于这种模式的园区之中。由于功能定位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出现过三种 “混同”局面：第一种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混同于普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大致有五种定位：创作型文化创意产业园、消费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复合型文化创意产业园、都市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原生态型文化创意产业园。按文化产业的类型区分，大致有资源型文化产业、创意型文化产业和制造型文化产业 (如体育用品、乐器、工艺美术品等)，它们对于产业的知识技术资源的要求、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人文环境资源的追求，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可及性和成本的渴望等，均有别于普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运作机制和招商策略也均会有经纬之别。第二种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混同于房地产开发。这是一种常会发生的现象，其原因是地区政府财政的拮据，导致无力承担园区基础实施之后的开发项目，故而导入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如前所述，其后果是提高了企业入驻成本，挤压了企业获利空间。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期与产出期的周期关系及其企业启动资金的实力，均非制造业企业可比，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更是以微型企业为主体。因此，企业进入成本要低，即便是政府建造的标准用房，许多地区也是采取“头年免租、次年微租、三年后实租”的让利办法进行招商。新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均会碰到同样的难题，即随着园区成熟度的提升，厂房租金上扬之后企业获利的空间被挤压。此外，有关部门不能沿用纯粹房地产管理的模式去面对产业园区的旧厂房改造，尤其是园区内的不确权建筑。第三种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混同于旅馆餐饮区。在产业园区、文化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生产业与生活业之间，大众化服务业与个性化服务业之间均应保持一个合理的生态比例。否则，不是喧宾夺主，就是供求失衡，使园区变味。目前，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此类毛病，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园区往往是旅游者集中光顾之地，如上海田子坊已有此况。这种趋势的失控，会导致园区生态指标下降、人文环境受损、治理成本上扬。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三、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忌“大杂烩”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除集聚文化创意人才之外，还要延揽文化创意产品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一支懂营销、懂法规、了解市场的文化创意商人。这种集群模式才会使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真正成为区域性特色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中心，否则，充其量只能成为零星企业的集散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重点是产业管理，即主导产业的选择，以及主导产业的组织形式，并辅之以配套的园区运作模式。与创意产业园区的目标管理相对应，这就是不可或缺的过程管理。产业规划管理应当明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园区主导产业定位。园区产业定位的关键是要形成自身产业特色，定位的过程，实际上是战略性分析和竞争性分析的过程，常用的方法是态势分析法 (SWOT)，目的是找到园区建设在某一市场细分中的优劣势。定位的依据应当是地区优势资源和产业基础。这就必然要有一个优势资源的分析过程，然后选择相对于其他地区难以比肩的优势，并辅之以一定产业基础的分类筛选，在此基础上确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策略 (包括优惠政策设计)。园区定位切忌 “大杂烩”，因为它必然会引发重复建设和同业之间低水平复制。因此，对地区优势资源和产业情况的详细把握，是形成正确思路的前提。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业分类看，上海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主旋律是创意设计，应属行业分类的第二大类，即 “设计类”，但设计的主要服务对象应当从产业分类上加以锁定。二是市场需求预测。在主导产业定位的基础上，要采用宏观环境的指向性分析法 (PEST) ，即依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对未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相关的决策性影响为参照，从中寻找园区的发展机会和市场空间。诸如国家和上海市 “十二五”期间对创意产业的规划，便是预测依据。园区规划者还要分析周边地区和城市的竞争态势，以及自身的优势和资源配置条件，去锁定市场需求群体(包括企业和消费者)，然后确定投资规模和建设或改造的时序。这也是“以销定产”的一种营销模式。园区建设的大忌是盲目投资，或是攀比、主观臆断式地决定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我国文化创意类产业园区中，有近70%亏损，20%持平，只有10%盈利，其源盖出于需求预测和投资管理相背离。三是关于运作模式。在政府主导型园区建设中，地方政府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 “主创人”地位，其使命在完成了园区选址、征地 (或改变用地)、详规、前期投入和概念规划之后，主要任务将是建立运作机制，确定组织架构，委派政府代表，物色合作伙伴，提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育园区的有效市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运作机构原则上是服务中心，而主要不是管理中心，即便实施管理也应是依法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创意设计人所偏好的特定环境是能充分体现政府 “少行政干预，多个”的人性化宽松平台。四是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提高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附加值的关键。龙头企业的入驻，其优势是有利于构建依附于它的产业链，将文化创意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片，以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形成配套集群的具有专业化分工关系的产业群落。例如，这种产业链可以设计龙头企业为依托，以利益为纽带，以专业分工为“红线”。其过程管理的重心在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除集聚文化创意人才之外，还要延揽文化创意产品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一支懂营销、懂法规、了解市场的文化创意商人。这种集群模式才会使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真正成为区域性特色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中心，否则，充其量只能成为零星企业的集散地。
五是强化政府对园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成功发展的经验判断，政府主要从以下方面强化对园区发展的支持：产业政策体系设计(主要是税收政策、人才政策和信贷政策)，发展资金支撑体系设计(主要是产业预算、专项发展基金和投资组合)，产业发展战略设计。例如韩国政府设定的战略是构筑三步发展框架：即法律、人才、资金和组织方面的基础准备阶段；开发外向型产品和拓宽海外市场阶段；形成集约化、规模化产业经营阶段。政府针对园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需求，确定扶植重点。实际上，这里贯彻的正是政府应当实施的产业政策，其旨在通过对资源 (如法规性、政策性、资金性的)在不同产业之间配置过程的干预，来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之缺陷，进而在资源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之中获取经济增长效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在蹒跚起步，相关的产业政策应及时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