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祖惠能到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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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六祖慧能和孙悟空形象，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两个典型形象。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代表形象的解读，探索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和意义。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六祖惠能；孙悟空；佛教中国化；文化意义

六祖惠能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第六代大师，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一个代表。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一个亦佛亦道的神猴。虽然他们一个是现实中的人物，一个是神话小说中的形象，但是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和中国佛教的特点。他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是有较为相同的求佛过程，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惠能提出的顿悟成佛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是中国化佛教长期发展的代表。

一、佛教的中国化溯源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由此拉开了佛教在中国内地流传的序幕。东汉、三国时期，佛教经历了从立足宫廷到走向下层民众的传播过程。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印度和西域来华译经的僧人不断增加，佛教在移居内地的西域商人中流传，并且吸引了中国一些上层社会人士和汉族知识分子，佛教徒数量越来越多。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魏晋时期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佛经译家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使佛教开始中国化。由于东晋长期战乱，民间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佛教的思想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

二、佛教的中国化——神秀与惠能之争

神秀与惠能之争，是大家熟知的禅宗故事。神秀少遍览经史，是五代禅师弘忍大师深为器重的徒弟，为“教授师”。六祖惠能是唐代岭南新州（今新兴县）人，三岁丧父，家境贫困，未读诗书，靠打柴养母为生。惠能偶然听到《金刚经》，便闻经开悟，感悟佛法，随后赴黄梅见五祖弘忍，以俗身做苦工。弘忍为付衣法，命弟子们各作一偈以呈，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也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传弘忍大师亲自到碓坊，问他米舂了没有？他答道：“舂了，只是没有筛。”（师筛同音，如此师生问答，都是双关语）。五祖便以杖三击其碓而去。惠能便在三更入室，五祖传给他禅宗的心传和衣钵，成为禅宗第六代祖。

六祖之争的思想意义在于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转化，是印度禅宗中国化的转折点。神秀偈子的意思是，要时时刻刻的去关照自己的心灵和心境，通过不断的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种种邪魔。这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惠能偈子的主要意思是，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心本来就是空的话，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不留痕迹。是一种出世的态度，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以神秀为代表的北方禅宗主张渐修，而以惠能代表的南方禅宗主张顿悟。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或极少识字的下层民众，他们往往度日艰难 ，整天为衣食奔波，因而根本不会注意那些玄奥的哲理和繁琐的礼仪规矩，他们只是想求得丰年、子女平安、祛灾疗病等。下层群众多少也接受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但复杂难懂的佛学道理却很少能够为他们接受。六祖惠能所代表的禅宗，主张“世人性本自净”、无念无相无住、不立文字和顿悟，使佛教基本理念简单易懂，深入民间。尤其是六祖出身于下层社会，又长期匿居在四会的猎人队中，熟悉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接受能力，所以主张摆脱名相烦琐的思想束缚，单刀直入求得开悟，用下层民众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佛教教义，对于一向认为“人性本善”，重视主体和个人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处在极端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容易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同时拉近了众生与佛的距离，昭示世人若要解脱烦恼、成就佛果，应直接向自己内心加功用行，明自心，见自性，方法简捷而明快，使佛国的终极存在对现实苦难中的民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有亲切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信心。禅宗直指人心、开发自性的直觉顿悟法门或思想，使信徒的精神追求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而其不拘一格的修行方式，又给信徒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成佛解脱之路，同时也为禅宗吸收其他宗派的思想和融合各宗提供了方便。至此，禅宗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禅宗南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代表。六祖惠能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陈寅恪称：“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

三、佛教中国化的代表——孙悟空

孙悟空是中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著作《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是一个亦佛亦道的神猴。他由补天奇石孕育而生，师承菩提祖师学习七十二般变化和长生不老的法门。菩提教授的东西儒释道都有，如“术字门能知趋吉避凶之理、流字门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之类、静字门是清静无为之类、“动”字门采阴补阳之类”。菩提祖师被描写为一个既精通道教也精通佛教的大仙形象：法力高深，弟子众多，教化广泛。山野之民，均受其教化。

孙悟空的学艺过程也和惠能相似。《西游记》中这样记述：“祖师手持戒尺，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去，秘处传他道也。”于是在三更夜静之时，学得了长生不老之术和七十二变之法。

宋明以后，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禅理在世间已经广泛传播，禅宗的开发自性和即心即佛的思想是宋以后儒家理学思想的源头。许多大儒，如朱熹、王阳明等人都从禅宗那里找灵感，以帮助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禅宗与道教的思想沟通更是明显。如禅宗讲顿悟、单刀直入的思维方式，道教也吸收了这一思想。到了明代以后，社会上盛行亦佛亦道的思想，谈禅论道已成为时尚。此时，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它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就是在祖师儒释道思想的熏陶下，因禅宗的“顿悟”而学得本领。而他思想中所体现的不畏自然艰险、疾恶如仇、抱打不平的特点，正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美德。

四、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1、佛教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十分注意“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自觉发挥自身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积极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可以说，带着南亚次大陆古印度民族文化印记的佛教一进入中土，就与中国宗教和文化形成了一种相异互补、相斥互融的复杂关系。而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佛教在中国的盛衰命运。因此，外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自身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所谓佛教的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乃至改变自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适应过程中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特征的“中国佛教”。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正是在与儒、道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文化最终得以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佛教中国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所决定的

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中原本位文化不断包容、同化其他文化的历史。从炎黄集团的形成，到汉武帝时期强势进取，再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民族融合。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历史上吐蕃（今），曾经是一个彪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正是唐朝对突厥的宽容政策，加上对各少数民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还有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四夷宾服，诸国来朝，成就了唐朝的盛世。

在文化上，中华民族也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对佛教的同化和包容过程。东汉末年，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东汉两晋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在佛经的翻译中，佛教借用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使儒学化和老庄化。老百姓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开始把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惠能的禅宗用简单的修行方式、简单的民间俗语来阐述佛家思想，下层人民也广泛接受了佛教。此后，在政府的提倡下，佛教事业日渐兴盛，佛教完成了由印度宗教到中国宗教的转变。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惠能和孙悟空，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写照。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

[2]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