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两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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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对癌症防治产生兴趣并彻底改变看法的是两个相近时间发生的病例：1978年夏天，我在奉贤人民医院毕业实习，一天下午由我急诊值班，一个19岁的小伙子，身高1.80米，满脸通红，骑车来看病，是公社卫生院转来的。查了血象，考虑是白血病，于是，我嘱其入院治疗。当时，住院病人是要自带被褥、热水瓶的，故嘱其回去取。他家离县城30里地，当晚他回到医院。住院第二天，主治医生即开出化疗医嘱，化疗到第三天，他起不了床了，第四天晚上，他死了! 当时，我的心像撕裂一样的痛!这个比我只小几岁的壮实青年几天前还蹬着自行车骑了90里路，用药4天后居然就死了!我的内心非常愧疚，我觉得是我杀死了他。那天，如果我不收治他，他不会这样死：也许我救不了他，但他至少不至于只活四五天。从那以后，我便一头钻进医院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那时，医学书籍十分有限，有的就是《希氏内科学》的老版本。书上清楚地写着，这种治疗方法没错，这是权威和科学啊!但人却死了!在“科学”与“事实”之间，我迷茫了。那时候，社会上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话题。这个病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坚信这里面肯定有许多人们远未搞清楚的问题。

大学卒业留校后不久，我插队地方的一位刚退休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领导来上海找我，希望我这位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海医师能帮助他治治肺癌。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拒绝收治，因为他患的是晚期肺癌，又伴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因为在当时，人们都认为癌症是治不好的!何况已是晚期。无奈之下，我对他实话实说，没医院愿收治了。想不到，他就认定上海了，希望我无论如何帮他找个医生看看。于是，我帮他找了我校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治疗冠心病。当时的医生一般都轻易不碰癌症，因此，我就没和张老直说病人患的是肺癌，只说是冠心病；至于肺癌的治疗，我则在张老的心脏病药方上加了几味药。由于找张老很难，故以后就通过书信交流，由我直接改方。想不到这一改，一拖就是10多年。1978年，确诊为肺癌晚期的60多岁老人，一直活到了1989年，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反两个案例，对一个喜好哲学思考的人来说，触动该有多大?!这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当时我也想得很简单：既然治不好癌症，我不治癌，先让病人活着，活得好一点，行不行?!总比乱来一通，让病人死于化疗，尽早告别人世要好得多吧?!

以后的临床经验，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这一信念。朦胧中，我也逐渐感悟出：在很多情况下，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是人们使用错误且杀伤性极大的应对措施，才断送了许多人的性命；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恐惧，终致后果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