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创作中的西方资源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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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莫言，当代文坛上一位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的表现上都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影响最深，而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技法和文学观念上，本文将对此试作论析。

关键词： 莫言 西方资源 影响 福克纳 马尔克斯

前言

莫言在中国当代的文坛上是一位有着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家。就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创作“部分的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坛的面貌”。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家族》等作品因其鲜明而又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了众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好评。在收获成功的同时莫言一直笔耕不辍，试图超越自己的风格。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一直用他敏锐的视角关注着西方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对西方文学的涉猎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也为他打开了的文学灵感的闸门。可以说没有现代的西方文学就没有现在的莫言。

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莫言是一位颇具才华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家。有人称其为“先锋作家”，有人称其为“新感觉派”作家，还有人将之归到“寻根文学”一派。似乎很难确切地将莫言归类到某一创作流派之中。这可能是因为莫言的小说具有丰富多变的创作个性，采用了杂糅并包的创作手法。莫言的小说确实给中国的当代文坛吹进了一股“邪风”。与传统的中国小说和当代的其他小说家的创作相比，他的小说中确实有很多令人讶异的风格和特质。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布封就有“风格即人”的理论，莫言独特的创作个性无疑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体验有关。但是作为一位新时代的作家，作为一位对西方文学有着广泛涉猎的、视野广阔、感觉敏锐的作家。莫言创作个性的形成、创作观念的树立很大程度上都得自西方文学的启示。莫言自己也多次谈到西方文学对自己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文学家福克纳和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

莫言多次在谈话录和散文中，直言不讳自己受到很多异域作家的影响。日本的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尤其受到莫言的膜拜，而日本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之间有很深的交情。而西方的作家中经常被莫言提及的作家主要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莫言无论是创作风格上还是创作观念上都出现了很多异于传统，甚至是一些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而他的创作风格与马尔克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致很多人将莫言称作“中国的马尔克斯”，虽然莫言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不及马尔克斯。但是在他的创作中确实很容易让人看到马尔克斯的影子。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内外两方面。一方面主要是文学技巧的借鉴的方面，一方面是对创作观念的启发方面。

（一）魔幻世界的开启

莫言是当代文坛上的新锐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先锋姿态的，他早期的一些小说还是现实主义的成分占主导，如《春夜雨霏霏》、《售棉大道》、《民间音乐》等小说深受传统因素的浸润，但都还是一些再现现实的作品。到1985年的时候莫言的创作风格发生了突变，写出了像《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先锋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莫言一改过去温婉平和的叙事风格，变得越来越凌冽，创作个性也越来越突出。作品中激烈的言辞，鲜明炫目的色彩，都给人以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刺激。是什么触动了莫言的转变？八十年代西方的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纷涌向了中国，1984年的时候莫言读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85年的时候读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心灵上受到很大的震动。莫言自叙当时读到的马尔克斯时的感受“我记得八十年代读马尔克斯的作品时就产生过灵感。读两行我就不想读了，因为我的脑子里有很多的记忆被他激活了。”[1]在马尔克斯的启发之下，莫言混沌的思绪，好像被一把无形的魔梳给捋顺了，灵感如泉水般奔涌不绝。他一下子恍然大悟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在西方文学大家的启发下莫言的原本积蓄的素材找到了最适当的排列组合的方式；心灵深处的创作源泉终于找到了奔涌的渠道；这来自西方的声音也解开了捆缚在莫言身上无形枷锁。特别是莫言在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与其说他从马尔克斯那里学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言说方式，还不如说莫言为自己一直以来想“胡说”找到了心理依托。原来他一直以来处于混沌状态的创作观念已经被别人实践过了，而且还获得了世界文坛的关注与推崇。莫言的欣喜和激动可想而知。从马尔克斯那里找到了心理依托之后，莫言创作了很多具有魔幻色彩的作品，突出的有《金发婴儿》、《球状闪电》、《枯河》等，在这些作品中，透过莫言的笔，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魔幻变形的世界。

小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渐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小成黄鼠……《枯河》

遮掩，妻子就面如金桔，唇如樱桃，目如葡萄，照片上洋溢着水果的气味……《金发婴儿》

在这些作品中的魔幻色彩使人很容易想起马尔克斯，而莫言的《红高粱》开头的第一句话也让人想起《百年孤独》的开篇。不可否认莫言的语言和行文的风格有着明显马尔克斯的痕迹，但这些还只是浅表层次的，形式技巧上的东西。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确实为莫言打开了一片天，马尔克斯和很多的西方作家对于莫言的意义正如莫言自己所说“我觉得好的作家的书它能变成另外一个作家创作的酵母。他可以通过一个情节，一句话，把另外一个作家过去一大团外在朦胧状态的生活照亮。这是我读西方好多作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他的一句话可以让我写出一篇小说来。”[2]虽然这种说法未免太夸张，但确实说明西方作家对莫言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学观念上，与中国的当代很多其他的作家不同的是，莫言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并不没有停留在形式技法的借鉴上，莫言更注重这些西方大家处理故事的方式和他们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编一个曲折的故事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太难，关键就是处理故事的方式，人家是怎样来处理故事的，人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我觉得我们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3]他们创作中流露的悲剧意识也引起了莫言的强烈的共鸣。莫言的作品有很多都是悲剧故事，他的悲剧意识在《红高粱》、《枯河》、《白狗秋千架》、《罪过》中都有鲜明的流露。

（二）乡土上的文学王国

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构思和结构上，福克纳称“小说就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就如莫言所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还可以虚构地理环境。……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的虚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大的地方。”[4]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后来的《红高粱》、《酒国》，到目前为止的7个长篇和80余短篇小说将近一半都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而福克纳创作中19部长篇中的的十四部，近100个篇小说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福克纳与莫言都是乡土意识很重的作家，他们都在以故乡那一块小小的地方写下了很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他们的在虚构的地理环境中书写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也表现他们的乡土之思。福克纳天马星空的讲故事的方式也深深地启发了莫言，莫言对福克纳讲故事的方式深深地认同，他在与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谈话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原则，即出自《圣经.约伯记》中的一句话“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说明莫言像福克纳一样在创作时遵循的不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更多时候顺从的是自己的主观的臆想。莫言不仅为福克纳的作品折服，还对福克纳的人格和为人处世也深表敬佩，引以为同类。福克纳对诺贝尔文学奖不屑一顾，对于白宫的晚宴也借故推辞，对于自己的创作被读者理解更是不抱希望。这种洒脱不羁，特立独行的为文为人的姿态也深深的打动了莫言。莫言曾说过“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5]。这说明了莫言创作时目空一切的狂妄自信态度。在福克纳的庇护下，莫言也开始了天马行空的创作之路。他也以一个皇帝的姿态翱翔在自己的文字王国里。莫言的创作也由此上了一个台阶，从《红高粱》到《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再到《欢乐》、《红蝗》等作品，莫言的创新意识和反叛意识愈演愈烈。在莫言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莫言的作品中经常浓墨重彩地描写血腥丑陋的事物。他的创作风格也被人讥讽为“屎尿横飞”的艺术风格。如《红高粱》中的罗汉大爷被活剥人皮的场面，本来是极其血腥残忍的场面，莫言的笔端却带着兴奋和沉醉，给人以新奇的阅读感受。莫言在作品中经常裸地描写人的。他把当作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集中的显现，所以他的文字是狂野的，涌动着生命的原欲，有着明显的反传统和离经叛道的色彩。这些充满现代性的观念正是莫言在读马尔克斯、福克纳、弗洛伊德等作家是汲取到的精神的养料。莫言的作品不仅敢于打破传统的“温柔敦厚”和“温文尔雅”的艺术观，将审丑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的文风既诙谐又有一些充满黑色幽默的意味；解构神圣、解构崇高，既有些玩世不恭，又有对丑陋的现实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三）悲伤逆流成河

莫言的作品很多都是悲剧故事，描写了很多人物的残疾和死亡，这些作品中浸透出浓重的悲剧意识。比如《明间音乐》中的小瞎子、《枯河》中小虎的死、《白狗秋千架》中暖的一只眼睛被槐树刺刺瞎、《老枪》中锁的死、《罪过》中小福子的死、《红高粱》中罗汉大爷、奶奶的死，莫言的作品中浸透着对弱者和生命的关怀。莫言前期的作品如《春夜雨霏霏》、《售棉大道》、《民间音乐》等作品色调还是比较明朗的，在1985年之后莫言的作品中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重。毫无疑问，福克纳的乡愁和马尔克斯的百年难解的孤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莫言。莫言自身的性格气质、痛苦的童年和不幸的婚姻也使他的生命浸透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而他自身对于人生的痛苦的体验也不自觉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悲剧，关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生命的疼痛与悲哀。莫言的作品一再地表现苦难与生命的疼痛。因为莫言相信“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文学是生命的纯然表现”而莫言的这种文学观念正是来自西方，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观念就是“文以载道”、“诗言志”，都是将文学与当时的正统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包括现当代的很多作家表现生活的方式都是“民族—个人”式的个我的生命被淹没在民族的大我之中。而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用文学表现现实的方式是“个人——民族”式，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物，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来反映特定时代的精神面貌。福克纳就一直在书写“约克纳帕塔法县”那邮票一样大小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欢乐和悲哀。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从“个人——民族”写了一个家族的百年的历史的变迁。而莫言在作品中对个人对生命的关注正是西方式的“个人——民族”式的。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在挖掘自己记忆中的故乡的人事的悲欢，而国家民族的大义却不是表现的中心，就算是《红高粱》那样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也不是写的正规军的抗日经历，而是写以“我”爷爷为首土匪出身生长在高密东北乡的一群乡野村民的抗日故事，没有太强的家国意识，更着重表现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意识和表现人原始的生命力。

（四）生命中的原罪意识

在莫言的小说中还隐隐透露着一种生命的原罪观念。“原罪”说由源于基督教，说的是亚当和夏娃在被蛇引诱之后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出伊甸园之后人就不是自然意义上纯洁无暇的人，而是背负了生命的原罪，丧失了神性的人。在莫言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一种生命的罪感，他有一篇短篇小说叫《罪过》，在这篇小说中有两兄弟大福子和小福子，小福子掉进了鳖潭中淹死了，虽然小福子的死与大福子无关，但是大福子在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深深的罪恶感，虽然他从行动上没有杀死小福子，却一直在嫉妒小福子得到父母的关爱，私心里还是希望小福子死掉。而小福子的死一旦成为现实，他罪恶意识也就如影随形。这种罪感与西方的原罪观念很相似，人因为神性的丧失而需要时时保持对自己的警惕，时时忏悔自己过失，即使这种过失是观念上的。《白狗秋千架》中的名叫“暖”的女人因为年轻的时候从秋千架上摔下来被槐树刺刺瞎了一只眼睛，命运发生了转折，而“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事件，呈现出的是一种顺天应命的态度，而这种对苦难的接受与顺应的姿态正是基督教精神的流露。莫言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对苦难的接受与承担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相似的。

还有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观的时候说“惟我一人逃脱，我来报信给你”，而这正是出自《圣经.约伯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莫言对基督教、对《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西方的文学都绕不开《圣经》，而对西方文学如此痴迷的莫言一定会对这部西方文学、宗教圣典有所研读，在创作中也流露出一些痕迹。

总结

莫言作品中的不羁风格和另类色彩，总是给读者以强烈震撼，而产生这种震撼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莫言对语言文字以及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大量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与传统的作家有很大不同，给读者以新鲜感。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莫言小说中的传达的东西、表现的方式与传统的作家也有很大的不同，如作品经常流露的审丑意识、悲剧意识、罪感意识。而他作品中的这些异质元素很多得自西方文学的影响，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成就莫言可谓功不可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莫言在创作技巧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莫言来说，他们对他的意义更重要方面是在于为他开启一个他可以踏足的文学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他可以自由徜徉。

参考文献：

[1]莫言.说吧莫言[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2]周罡，莫言.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

[3]莫言.罪过[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4]张志忠.莫言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莫言.自述.文学评论，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