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缺失抑制农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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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的特定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困难度和复杂性都相当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要使短期的保增长、保就业同中长期发展方式的转变相结合，需要加快建立扩大内需的体制保障，尤其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

他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从总体说，中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例。例如，近几年在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食品、衣着)的比重约为40.9％，发展型消费(居住、交通、教育医疗、旅游等)已占50％以上。在2008年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列前三位的是食品(34％)、教育(11.5％)、医疗(10.6％)。从社会需求变化看，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城乡义务教育免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诺也正在逐一落实。4万亿投资计划强调把扩大投资同改善民生相结合，并作出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相关安排，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反危机决策中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

迟福林指出，在此基础上，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的重点领域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将对中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4年间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29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

农村消费长期低迷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补贴将近1000亿元，但农村养老基金基本靠农民自己交费，许多农民因此不愿意参保。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1亿人，如果按照一年720元的基本养老金标准，这项支出仅占2007年财政支出的1.5‰也就是说，政府用不到2％左右的财力就可以建立起低水平的、人人都享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焦点，也是难点。由于农民工长期在外，很难享受到流出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既横跨城乡、又横跨不同的省区，需要由中央制订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就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和统筹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迟福林院长提出了一系列决策参考意见。

以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体系为重点，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范围，今、明两年，大约有1000万脱岗农民工急需接受就业培训，需要中央、省两级政府增加上百亿支出统筹解决农民工培训，尽快推出全国流动的教育券制度，使得农民工子女在全国任何一个城镇都能够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尽快出台具体措施落实基本社会保障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管理办法，使农民工在城镇加入的医疗、养老保险可随工作流动可异地转续：鼓励有条件的城镇政府将农民工纳入到基本住房保障体系：把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作为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