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思与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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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实在是至理名言。可惜后来孔学沦为御用，历代帝王借此以驭民，徒子徒孙们忘记了“至圣先师”的前半句。实行科举取士后，莘莘学子士子“尽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语），偶尔有善于独立思考者，大都成为离经叛道的异端。

中国学生善于应付考试，家长重视子女的考试分数。国内的情形众所周知，毋庸多言。有些华人即使到了海外仍然如此，我曾亲听吴健雄教授说：“中国学生回家以后，父母常问：‘你这次得了几个A？’而美国学生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的问话是：‘你这次向教授提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无论什么考试，华裔学生获得高分的比例均高于平均值，在哈佛等一流名校中，华裔学生入学率也高于其他族裔。这些当然是好事。遗憾的是，这些高才生毕业以后，在独创性方面大都表现平平。问题出在善考而不善思。应付考试可钻进书山题海依样画葫芦，思考则要靠自己创造发挥。

人类思想是天生自由的，形形的思想束缚，归根到底是作茧自缚。诚然，习惯势力和社会约束等外界限制是有的，但大脑长在你自己头上，谁叫你自我设限呢？古今中外，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出类拔萃卓尔不群者，皆有天马行空狂放不羁的思想。当然，狂放不羁也会有危险，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经历过神经错乱。牛顿是罕见的天才，在数学、力学、光学、天文学等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五十一岁时经历过一次精神崩溃，一年后才康复。著名数学家纳什行为怪诞不经，在三十岁前完成博弈论等重要研究工作，随后患精神分裂症，直到年近花甲才逐渐康复，六十六岁时因早期的博弈论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德国著名作曲家舒曼患有精神分裂症，有人统计过，他最旺盛的创作期是在将发病而尚未发病时。语云“天才与疯子近在咫尺”，即此之谓也。

我和朋友们议论关于思的问题，经过反复考量，得出的共识是当前学术界存在两种偏向：一是不敢思，二是胡思乱想。

不敢思不敢想，是主要偏向。学生善考而不善思只是一方面；一些功成名就的学者爱惜羽毛生怕出错，奉行多想不如少想、想大不如想小，意在明哲保身。这是创新的主要思想障碍，此病不除，我国科学难有原创性重大突破。

胡思乱想并非主要偏向，但害人误己为患匪浅。在前提假设中，可尽量发挥自由思想，狂放不羁，即使错了也无大碍。事实上，一些重大突破都经历过多次错误。最近公布的资料披露，牛顿钻研炼金术的时间，超过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迷途知返，并未妨碍他取得划时代科学成就。现在我们知道，中世纪炼金术是违反科学的；但在牛顿时代，炼金术和化学之间并无明显分界。爱因斯坦在得到正确的广义相对论方程以前，苦思近十年，犯过多次错误。其实凡是做过几次科学研究的人，都有“失败乃成功之母”的切身体会。而胡思乱想的论文，毛病不在前提假设，而在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方面。在这两方面，莫说胡思乱想，连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否则，千里长堤溃于蚁穴！有这么一篇论文，我翻来覆去细读，实在看不出结论和前提之间有逻辑联系。另一篇论文罗列几十个数据，既未给出实验方法或推导过程，也未注明出处，难道数据可以拍脑袋凭空想出来？曾收到一封来信说：“我有一个理论可得三个诺贝尔奖，希望能和你合作。”惊诧莫名！不知如何回复是好。

两种偏向貌似两个极端，其实两极相通，为害则一。至于那些篡改数据剽窃抄袭以欺世盗名者，就不用多说了。

【原载2011年1月20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