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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工业环境污染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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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并运用Stata10.0软件对中国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环境污染(工业废水、废气、废弃物)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环境污染存在显著影响,并对三废的影响均呈现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工业环境污染;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2-002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涌入我国,对我国的生产创新,产业升级,技术改进以及劳动力就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污染密集型行业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我国,造成了对中国工业环境污染的恶化。统计数据表明,流入中国的FDI超过七成进入了制造业领域,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的FDI增长较快,而这些行业正是我国工业环境的主要污染源。1979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仅为0.86亿美元;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527.43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当年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01亿美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位。据外资快报统计,2011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086家,同比增长3.2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37.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15%。中国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FDI带给中国的环境压力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工业“三废”的排放和产生量逐年递增,工业环境逐渐被破坏,如何全方位保护环境,实现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是我国今后利用FDI的政策取向和重点目标。

本文采用我国近二十六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为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工业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探究,从而透视各指标对我国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工业环境污染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有正效应的现有理论,Eskelang和Harrison(2003)通过对4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外资企业明显比国内企业排放污染物少得多,提出了“污染光环”假说,即外商直接投资把先进的技术引进东道国,导致东道国治理污染技术的提升,并提高了环境标准,从而减少东道国的环境污染。

黄菁(2001)对中国217个城市2003~2006年的工业污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以及FDI与环境监管之间的影响等。实证表明,FDI通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对我国的工业污染治理和环境状况改善具有有利影响。郭红燕,韩立岩(2008)运用中国1992~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总结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经济扩张促进了污染排放,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污染排放。此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宽松的环境管制,其具有“污染避难所”的效应特征,但中国尚未成为世界的“污染避难所”。张彦博,郭亚军(2009)认为我国FDI的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严重污染化使污染排放恶化,而FDI导致的技术转移促进了正面的环境效应,同时我国存在工业污染的区际转移,主要是因为中国各个区域环境管制程度不一。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有负面效应现有理论,JieHe(2005)的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跨国公司会把具有污染性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资本也会随之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而采取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FDI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得出FDI增加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增加0.098%,FDI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转换引起的污染排放的增加抵消了FDI对环境管制影响所引起的污染减少。

陈凌佳(2008)利用2001~2006年度中国112座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我国整体以及不同区域的环境影响。证实了FDI对我国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二氧化硫污染强度增加0.0587个百分点。沙文兵、石涛(2006)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9~2004年度的面板数据,以工业废气排放量为因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苏振东、周玮庆(2010)采用了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07年的年度数据与已有研究相比,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指出FDI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就全国总体情况来看。FDI流入每增加1%,环境污染的程度就增加0.035%。王冬梅、何青松(2010)借助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成显著性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提高1%,污染水平就提高0.056%;长三角地区GDP与环境污染成正相关,长三角地区的GDP每提高1%,受污染程度则提高0.467%。

综上所述,针对FDI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观点:一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一方面提高了东道国人们的收入水平,使人们对环境健康的要求也上升,环境改善投资也加大。另一方面先进的技术使得东道国治理污染的技术有所提高,处理污染的标准也上升。第二类是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FDI的涌入对东道国的环境有破坏作用,成为外国重污染企业的避难所。但以往文献大都选取环境污染的某一指标,如单一废水或废气的排放量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没有综合考虑环境污染的三个因素(废水、废气、废弃物)的排放与产生量,本文将选取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废弃物三个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计量分析,考察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环境的影响。三、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基本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期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资实际利用额有所波动,从1998年的454.63亿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407.15亿元。此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则逐年递增(见表1)。从1985年到2011年11月,累计外商投资项目732 003个,实际利用外资11480.46亿美元。

同时,尽管FDI在空间结构上的分布有所改善,但东部地区仍占据着的绝对优势。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距十分突出,2010年我国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实际利用外资前五位的是:江苏省5081亿美元,广东省4213亿美元,上海市3394亿美元,浙江省1832亿美元,辽宁省1476亿美元,共15996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数的59.12%。而利用外资最少的、青海、宁夏、贵州、新疆五省,只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的0.595%。

四、我国工业环境污染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环境不可避免受到了的影响。自1985年以来,“三废”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增加,环境压力也不断增加。

(一)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增长

我国工业废水的增幅比较显著,虽然其间有阶段性的回落,但是总体上快速增长,从1985年的2574009万吨增长到了2007年的2466493万吨(见表2)。自2007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废水处理能力也有所提高,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2374732万吨,比上年增长1.32%,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为2263587万吨,比上年增长2.48%;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5.32%,上升了1.08个百分点。

(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稳步上升

我国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稳步上升,从1985年的73972亿标立方米到2010年的519168亿标立方米,平均增长率为23.15%。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处理废气的能力也不断提高。2010年,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各项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大气环境得到改善。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185.1万吨,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 864.4万吨,比上年减少0.08%,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为3 304.0万吨,同比增长14.33%。烟尘排放量为829.13万吨,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为603.2万吨,分别比上年减少2.18%和0.18%,工业烟尘去除量38 941.4万吨,同比增长18.55%。工业粉尘排放量为448.7万吨,同比减少14.3%。

(三)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递增趋势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从1985年的48 409万吨到2009年的203 943万吨。2010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达到240 944万吨,同比增长18.14%。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498.2万吨,同比下降29.88%。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情况较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为161 772万吨,比上年增长17.0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67.14%。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为57 264万吨,比上年增加20.59%;处置率为23.77%,比上年上升0.48个百分点。此外,“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达17 785 034万元,比上年增长10.59%。

五、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环境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的选择

鉴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环境污染总体水平的影响,此处采用工业“三废”排放总量指标对工业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度量。本文选取我国1985~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3个指标来测度我国工业环境的发展,同时采用1985~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分析。并建立工业“三废”与各因素关系的模型:

pollution=β・GDPβ1CLβ2FDIβ3 (1)

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环境的影响,其中变量的选择如下:

pollution代表工业环境污染,其中所包括的fs,fg,fw分别代表我国1985~2010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见表2)。

GDP指各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β1表示GDP增加1%会导致工业“三废”的排放增加β1%。CL表示居民消费水平,即人均消费。β2表示人均消费增加1%会导致工业“三废”排放增加β2%。FDI指各年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β3表示FDI增加1%会导致工业“三废”的排放增加B,%。三种变量的数据见表1。

为了进行计量分析,对(1)式进行对数化,得到:

ln(ponution)=lnβ+β1ln(GDP)+β2ln(CL)+β3ln(FDI) (2)

令β0=lnβ,则上式转化为

ln(pollution)=β0+β1ln(GDP)+β21n(CL)+β3ln(FDI) (3)

(二)数据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获性,选取198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如下: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国内生产总值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居民消费水平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数,外商直接投资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额。具体数据见表1与表2。

(三)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之前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不通过数据平稳性检验而直接进行的计量分析,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所以,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用ADF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截距项constant和趋势项trend的选择根据皆为数据图形,最佳滞后阶数K的确定依据是stata10.0软件中的赤池检验值(AIC),同时选取AIC最小的阶数,然后对各项数据的对数值进行原始数据检验和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四)数据的协整性检验

根据表3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数据在零阶水平上都不是平稳数据,但所有数据在一阶水平上都是平稳数据。根据计量协整分析,要求数据在一阶水平上是单整数据,从表3可以看出各个数据均在I(1)水平上平稳,所以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本文采用Engle两步法进行分析,首先对计量方程进行回归,然后提取残差进行分析,如果残差满足平稳性要求,就认为这些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检验结果,数据efs为在5%水平上的平稳序列,数据efg和efw为在1%水平上的平稳序列,说明各数据存在较强的协整关系,可以进行计量关系以及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见表4。

(五)实证结果

利用Stata10.0软件对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通过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

民消费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三废”排放产生量的回归分析,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ln(fs)=12.417+1.186ln(gdp)-1.3341n(cl)-0.103ln(fdi)(1)

(36.75)(5.62) (-4.84)(-3.82)

R2=0.9099,N=26

方程(1)是各个解释变量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的数据模型,R2=0.9099说明曲线拟合较好,模型可以在90.99%的程度上说明废水污染这一现象。同时模型(1)整体的显著性较高,各参数都通过了在1%显著条件下的t检验,这充分反映了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平均来说,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增加1.186%,人均消费每增加1%会显著导致工业废水排放减少1.334%。FDI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减少0.103%。

ln(fg)0.366+3.1181lh(gdp)-2.758(cl)-0.293(fdi) (2)

(0.80)(10.96) (-7.43)(-6.93)

R2=0.989,N=26

方程(2)是各个解释变量对工业废气排放量影响的数据模型,R2=0.989说明曲线拟合较好,模型可以在98.9%的程度上说明废气污染这一现象。同时模型(2)整体的显著性较高,各参数都通过了在1%显著条件下的t检验,这充分反映了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平均来说,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增加3.118%,人均消费每增加1%会显著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减少2.758%。FDI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减少0.293%。

ln(fw)=1.878+2.7951n(gdp)-2.5921n(cl)-0.2481n(fdi) (3)

(4.25)(10.13) (-7.20)(-6.06)

R20.981,N=26

方程(3)是各个解释变量对工业废弃物产生量影响的数据模型,R2=0.981说明曲线拟合较好,模型可以在98.1%的程度上说明废弃物污染这一现象。同时模型(3)整体的显著性较高,各参数都通过了在1%显著条件下的t检验,这充分反映了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平均来说,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弃物排放增加2.795%,人均消费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弃物排放减少2.592%,FDI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弃物排放减少0.248%。

(六)结果解释

1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环境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环境(废水、废气、废弃物)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FDI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减少0.103%,工业废气排放减少0.293%,工业废物生产量减少0.248%,且对三者影响均显著。这说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产生量的增加,但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以及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会引起国家对能源的利用以及环境治理的重视,随着全国工业废水与废气治理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废弃物利用及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工业废水排放的达标量不断提升,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烟尘及粉尘的去除量也不断增加,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以及“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也逐年提升,所以并不能单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一定会造成环境恶化。

2 经济增长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1.186%,废气排放增加3.118%,固体废弃物增加2.795%,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其原因应该是当经济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对来说还比较缓慢,环境管制和政策执行能力也还不能与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目前,我国收入水平仍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左侧,尚未越过其顶点,这意味着我国工业环境污染程度仍将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持续恶化。

3 居民消费水平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每增加1%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量减少1.334%,工业废气排放减少2.758%,废弃物产生量减少2.592%,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虽然生活用水量的增加对淡水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并且都市汽车消费的增加会加剧空气的污染,但随着人们的消费习惯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绿色环保的消费品以及高品质的生活,从而引导工业企业逐渐重视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工业环境污染的进程。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85~2010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三废”排放与产生量总体上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在我国在越来越注重吸引外资的同时,工业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但是计量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资金额与工业“三废”排放与产生量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中国已经成为“污染避难所”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原因是影响工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居民消费水平与工业环境污染也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则与工业环境污染则呈正相关关系。所以分析工业环境污染增加的原因还要综合考虑众多相关因素,不能单纯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虽然目前实证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加剧工业环境污染,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仍然有可能真正成为“污染避难所”。为了更好地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政府应在合理吸引外资的同时注意保护环境。首先,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应通过立法来约束以及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如出台《FDI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以保护环境为主的外资进入产业目录,严格限制污染性行业的外资进入,加大对“清洁”外资的引进力度,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其次,优化外资的产业结构。应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积极的产业引导,对于严重污染的项目进行严格限制和禁止,通过产业政策对能源、原材料等工业进行干预,并通过金融支持外商投资环保型产业。再次,提高我国的环境保护标准。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环境标准制定得偏低,因此要正确认识环保产业的战略价值,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环保产业调控激励机制,尽快与世界先进工业技术标准接轨,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环境标准的科技性,减少甚至杜绝外国投资者利用技术差别转移污染的机会。最后,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征收环境税。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税。并把环境税收所得的收入用于环境保护,对引进外资与环境保护之间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政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