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越界环境污染的几种国际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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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越界环境污染是指在一个国家内产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利影响的污染。越界环境污染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直接关系到各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甚至会影响到和平稳定国际秩序的建立，因此，从其产生之日起，国际社会一直在探讨这类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虽然目前国际法尚无解决该问题的统一法律制度和程序，但是，各国均认识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牵涉因素的广泛性，越界环境污染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至少需要国家间的双边谈判，甚至需要多边合作方能解决。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特勒尔冶炼厂仲裁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美、加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历史回顾
在越界环境污染方面，法学界一直高度重视曾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一件经典判例――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该案件的解决过程及其裁决结果至今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影响深远。案情是这样的：特雷尔冶炼厂位于原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哥伦比亚省，这家工厂因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硫给美国境内的农作物、牧场、森林造成损害引起环境纠纷。该厂从1896年起开始冶炼锌和锡，到1930 年，每月的排硫量高达10000吨。该厂含硫烟气随气流南下，沿哥伦比亚的溪谷越境进入美国的华盛顿州，污染了该州的土地、农作物、森林、牧场，使美国蒙受损害，为此，美国将此问题提交给美加联合委员会审理。1932年2月该委员会向冶炼厂发出劝告，但未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双方为了谋求该问题的彻底解决，于1935年将此纠纷交由一个比利时人任主席和美国、加拿大各一人任仲裁员的仲裁庭裁决。仲裁庭于1938年和1941年分别发出第一和第二裁决书。法庭认为：根据国际法原则，“任何国家无权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在他国域内或对着他国国民财产，以这样一种方式施放烟雾，只要这种施放具有严重的损害后果和明白可靠的证据。”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及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的个人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根据国际法，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的行为负责。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弄清它的行为是否与加拿大根据国际法所应负的义务相称。”纠纷随之得以解决。
此案是国际法历史上第一起越界环境污染案例。该案的裁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仲裁庭作出裁决依据的是英美法系公害法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自己财产的使用不应损及他人的财产”。据此该判决确立了国际环境法中的“各国环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的责任原则”。这为跨国环境损害所引起的国际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基本准则。针对该案的上述裁决，不仅为美加两国，并且逐渐被各国所接受，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
二、越界环境污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分析环境和发展的曲折历程，不难发现，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比较偏重经济指标的增长，甚至会一度忽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即环境污染和破坏。等到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已经严重阻碍到了本国经济发展时候，政府才开始猛然醒悟，采取一系列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抑制因发展而产生的不良环境后果，降低其损害程度。这几乎成了规律。但是，如果发展过程中损害的环境成本是具有国际性的，如：上游国家对界河或者国际河流产生了污染，污染物顺流而下，最严重的损害情况反而发生在下游国家。这时候就容易产生跨国界的环境污染纠纷。其实从预防的角度来看，如果相关国家事先能够采取污染防治措施，越界环境污染是有可能被避免的。但是，单个国家在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时，不排除其首先要考虑其经济效益以及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如何。因此，就容易形成如下局面：一方面，对于跨国环境污染，需要相关双方或多方共同合作进行防治；另一方面，由于相关国家为环境保护而付出大笔费用将削弱其产品的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价格优势，从而使国民经济受到影响。因此，在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上，各国都不愿付出巨大费用来整治环境污染而削弱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是越界环境污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越界环境污染未必在经济上缺乏效率，但必然产生国家间的环境不公平。因此，越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国家间的环境不公平，即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扩散到污染国之外的国家，一些国家从产生污染的发展中得益或者虽受损但获益较大，另一些国家从污染中受害，而受害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总体上可能有效率的经济收益只为污染国占有。因此，为弥补受损的环境公平，一国的行为若对别国管辖下的环境造成污染，则应承担制止这种危害结果的责任。
从国际法律责任的视角分析，一国在其境内从事的行为，如果对它国环境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则构成了国际不当行为。尽管该国在其境内的行为有可能是符合本国法律的，或者是法律未加以禁止和限制的，甚至可能大多数是对该国至关重要的，该国仍然需要为其行为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在“特雷尔冶炼厂案”中，仲裁庭的裁决已经清楚表明，国际法对越界环境污染造成的别国环境或者国际公域受损认定为是一种国际不当行为，如果后果严重，污染国应当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人们对环境公平的追求，但由于越界环境污染的复杂性与领土障碍，公平的结果往往不易实现。在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路途上，不同国家往往会斟酌解决越界环境污染纠纷的各种可能备选方法，衡量拟采取的方法对本国以及本国企业的利益影响程度，最终作出决策。
根据国际环境保护的有关实践，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主要有如下几种途径：
1.外交途径。外交解决途径主要包括谈判、协商、斡旋和调停方法。其中，谈判和协商是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主要办法，许多国际环境条约都规定了这种解决办法，如《联合国》第33条就是明确地把谈判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首要方法。例如，我国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影响到了下游俄罗斯渔民的相关活动，中俄两国就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了解决协议，顺利解决了该污染事件。一般来说，谈判和协商的基本操作途径是，与越界环境污染事件有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国围绕彼此间的环境争议而进行交涉。其中，外交谈判方法由来已久，也比较成熟，已经有了较固定的一套形式和原则。在谈判过程中，应遵循利益均衡原则。以谈判和协商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或者二者同时并用；可采取双边形式或者由有关国家召开国际会议的多边形式进行；可由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参加，也可由环境部长、驻外使节或特派全权代表参加。在采用该类方法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平等原则，在谈判中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各方在平等基础上，互谅互让，解决争端。由于具有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特点，谈判和协商方法成为解决跨国环境污染事件的主要途径。
当越界环境污染当事国不愿意直接谈判或者虽然谈判了但是仍未能解决双方分歧时，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可以出面协助当事国解决，这就是外交斡旋和调停方法。斡旋和调停本身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斡旋是第三国以各种有助于促成当事国进行直接谈判的行动，但是斡旋者本身不参加谈判；而后者则是第三国以调停者的资格直接参与当事国的谈判，如缓和紧张气氛、主持谈判、调和双方的分歧、提出折衷建议等。应当明确的是，在斡旋或调停中，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当事国都保留了完全自由，斡旋或调停无论最后结果如何，第三方的任务也就终止了，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仲裁途径。除了外交途径，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还有一种常见方法，即仲裁途径。仲裁是一种古老的争端解决方式，早在12世纪，就已经被瑞典、英国等国家所应用，成为与司法途径并重的纠纷解决办法。具体来说，仲裁是争端当事方根据协议，约定把争端交给他们所选择的仲裁员处理并接受和遵守仲裁员作出的裁决。使用该方法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双方应当达成仲裁的意愿，即具有仲裁协议；二是裁决应当依据国际环境公约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作出；三是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由于该解决方法既能够充分尊重越界环境污染当事国的意愿，又能体现国际法保护全球环境的立法宗旨，所以成为许多越界环境污染案件解决的首选途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发生的的著名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特雷尔冶炼厂案件最终也采取了仲裁途径解决。
3.司法途径。司法途径的基本做法是越界环境污染事件的争议双方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上，把争端交给一个国际司法机构，以判决来解决该争端。目前，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能够受理国际环境诉讼的司法机构主要有联合国国际法院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庭。此外，欧洲法院可以受理欧盟成员国提起的环境诉讼，在一定条件下个人也有权向欧洲法院提起司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和仲裁方法一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越界环境污染案件也必须以争端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条件，并依照国际环境条约、协定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等作出判决。例如，国际法院自设立以来，曾解决过多起跨国污染事件，包括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1974年的核试验案和1997年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水坝案等。
四、中国在解决越界环境污染事件过程中的立场
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类环境问题，有些环境问题明显具有越界环境污染的特征，如2005年发生的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类似的问题仍然有可能发生。那么，我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越界环境污染问题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何才能充分体现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国际环境问题林林总总，但是，无论是从工业化的时间还是从对全球环境资源的占有和耗损比例上看，发达国家都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较大责任。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紧迫的经济发展任务，因此，在解决越界环境污染问题时，在坚持保护国际环境要素的前提下，也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其次，寻求国家间的合作解决。由于越界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有能力在一个时期只依靠自己保护环境，但秉承国际合作精神就能够以全球伙伴关系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包含越界环境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还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的参与，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和治理方案。
再次，呼吁增强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能力。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各国的广泛参与，但各国首先必须要具有参与的能力。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目前各国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的能力是极不平衡的。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本国的环境问题尚力有不逮，遑论致力于保护全球环境。而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参与，全球性环境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因此，在增强各国环境保护能力方面的国际合作，重点就在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最后，还要防止环境问题的越界转移，建立环境不利变化的预先通知、协商和相互援助制度。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污染等环境问题的越界转移大体上是从发达国家移向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能力相对不足，移入的环境问题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危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利用相关国际公约（如《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建立和完善本国的环境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合作，妥善解决越界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