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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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因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闻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关键词：发展；人类学；幸福感；互惠

作者：侯豫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065－006

一、导言

1971年，SYRACUSE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考奇教授认为，“应用人类学”之术语之于发展问题研究时应当予以放弃，取而代之的理应是关照更为宽泛且具现代视角之发展人类学。尽可能发挥人类学之于社会发展之潜能，由此，介诸于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教育、法律、医学等领域，于广泛之学科合力下。求得发展问题之进阶。与此同时，“考奇对人类学全神贯注于小规模的社区发展项目，提出了尤具说服力的批评。他是在注重实效的基点上提出发展人类学的。”然而，斯科特于《国家的视角》一书中，之于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如何失败时，指出了种种发展项目清晰化与简单化实为肇因。于文章导言中，斯科特写到：“我在这里强调‘帝国主义’一词时因为我在这里并不是制造一种情况来一般地反对科层制的规划或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反对那种帝国主义式的或霸权式的计划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所有的地方知识或实用技术完全被排除在外。”

事实而论，发展概念自身存之种种悖论且界定不一，由此亦造成人类学应用发展项目之诸多困境。伴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不断拓展，资本主义之发展逐渐打破了民族、种族甚或阶级之隔离态，人之权利、自由与发展成为共识。聚焦于经济发展之路径，亦在获致物质富足之时，使得人类陷入了空前尖锐之民族、种族与阶级斗争之中。种种人类学发展项目亦在国家视角、话语霸权、学术失范之“迫力”下，渐趋远离反思而禁锢于发展概念之“囚徒困境”之中，无以自拔。无论是维柯斯计划抑或福克斯计划之“成功”发展人类学之个案，其皆在试图权衡于主位抑或客位，，介入甚或改变之间尝试着摆脱发展之困境，然则，失败却如影随行。笔者以为，失却于发展概念之反思，仅贯注于所谓项目与规划，目标与行动，经济与指标，先进与落后，改变与被改变。人类学之发展项目亦将步履艰难，困境重重。而于此文，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之相关问题将成为笔者试图反思发展概念之探析路径。

二、人类学之“发展概念”

“发展(development)一词在西语中，原本是指某种看上去不活动的东西逐渐活动起来或某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逐渐显示出来的过程，其典型的例子是生物胚胎不断生长，其大小、形态和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因此‘发展’一词具有‘发育、展开’的含义，这个含义在17、18世纪以来近代的科学和哲学的文献中与‘演化’、‘进化’这样的语词在使用上的含义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根据当代著名英国社会哲学家吉登斯的考证，‘进化’或‘演化’(evolution)一词来自拉丁语的‘evolutio，一词，由前缀‘e一’(从……中出来)和词根‘volatus’(‘旋转’)构成，最初意思是指羊皮书籍的书页的展开。直至十七世纪晚期，这个词才逐渐形成它的现代含义，开始指一种历经一些可以识别的阶段的有序变迁过程。在近代，这个词被用于描述生物个体的发育与物种起源和演化的过程，并产生了生物进化论，同时这个词也被用于描述地质变动中地层的生成和演变的过程。”

此种发展概念之论述聚焦于生物学与地质学之维度，以进化论之形式展开，而试图构建某种先后、层级抑或衡一之发展模式。于此看似广为共识之发展概念实已掺入了某种“帝国之隐喻”，用历时之机体进化论标示出先后、发展抑或落后，进而，彰显西方之于非西方，文明之于落后之“拯救天职”。而事实上，人类学之种种发展应用项目大都难逃其缚，受制于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发展的概念从一开始就纠缠于两种现实的冲突中：一是日常的现实，由任何事物都在成长的观念，给它造就了一系列的熟悉印象；一是科学的现实，这种现实往往伴随着它所特有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危机和纠偏。在19世纪进化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混杂使‘发展’和‘进化’具有了合法性，并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等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发展的概念，把人类进化描绘成一个没有危机和间断的更新过程，它使生物学赋予历史的基本规律，它把涉及人类的一切演变，无论使宇宙的、生命的、人及其他的产品的还是社会及形态的，都视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然而，有关发展的涵义却是极其狭隘的。作为时代特征的反映，发展概念首先和经济过程与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天真一样，经济学家公认的有关经济日益增长的观念的天真也曾令人痛惜，因为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牢靠的。而正是发展概念的这种狭隘性，使人民曾受到愚弄，消极地接受那些不仅从未以其自身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且使由西方人向他们灌输的思想、公式和战略，还强迫他们服务于那些占有财富的强国的目的。”

由上之种种之于发展概念之厘定及其实践可观，其自身紧紧黏附于经济、指标、绝对之二分之上，于有限之学术抑或话语控制之中展开所谓之发展实践。回想上个世纪诸多经典民族志，无论马氏之《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米德之《萨摩亚人的成年》、普里查德之《努尔人》，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之《忧郁的热带》，其皆于反思西方之上，由彼及此。文化翻译上之“诱”、“讹”、“化”旨在某种学术反思与批判之上有所作为，至于发展既早已有之，而实践却是后来之事。倘若，诚如考奇教授之于发展人类学之重视，而正视应用人类学之“瑕疵”，其关乎更多之于概念之厘定与学科之合力。仅仅束限于应用抑或学术之孰轻孰重，而进以发展标显某种类于统计学之可考之务，却不断于不假思索中貌似学科合力之发展项目中暴露出种种症结。当学者秉持着西方意义上之“发展”概念践行于尼泊尔乡村，试图灌注现代医疗观念于遥远他者之时，在地意义上之“bikas”亦及尼泊尔乡村之发展观念，再次以文化并置与他者智慧之方式转译了西方图景中之“发展”概念。萨满、医师两种看似迷信与科学之“代言人”却共事于一处，以在发展项目之推行下做出某种妥协与之于

发展之发展之反思。其亦如Pigg，Stacy Leigh在《治疗于尼泊尔之社会象征》中所言及：“当地的医疗知识的观念敞开了一系列的可能性，然而卫生发展的框架结构同另一种关系呈现了这种观念形态。对于当地土著人而言，如此的矛盾使得仪式性的治疗不断地成为问题性的。在当地人对于病痛的理解上而言，这也是必要的，同时，将现代化意识诬蔑为落后与迷信的象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是萦绕着发展的文化政治学所采取的形式。作为医疗职业者的医生与作为象征形象的萨满明白地方生活方式同土著人理解的发展的关系，而这种意义上的发展在尼泊尔不仅提供了作为现代村民的方式，同时也强行输入了一种称为现代尼泊尔的知识，而他们存留于作为村民阶层的知识构架之中。由此，当地人理解他们自身的方式的转变成为了发展启动的最为重要的效果。”

由是观之，发展人类学之于“欠发展”他者之关怀以至倾力而为实为善忠，然则，政治权力、话语霸权、西方视角、经济理性之过度介入，由此亦构造出某种“乌托邦”式之发展幻象，哈维之《希望的空间》亦在以憧憬之口吻表白着某种之于现实之悲怆之情。“人类学对发展的拓展，强调了对人类的关怀，把‘人’在精神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不仅是要满足人在物质方面如食品、住房、衣着、保健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如民众自由、享有民利，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实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达到消灭贫困的参政议政等的需求目的。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不仅反映了人在经济发展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念。”人之全面发展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公布之《我们共同的危机》、《我们共同的安全》和《我们共同的未来》后，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之提出，其皆对受制于西方视角下之发展概念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故此，笔者以为，发展人类学必须给予发展概念以全面且辨证之理解与厘定。倘若，试图以某种衡一之标准与模式推行所谓之发展规划，并以经济理性最大化予以考究，发展项目势必在不断消解在地智慧与发展自觉之时，深陷于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之中。发展人类学既是一门应用性为主之学科，就当以人及至社会之全面发展为始终。既非某种单向度之“改造”甚或“强植”衡一之发展观念，亦非人类学之“完全胜任”之职。其尚须突破西方甚或权力视角之格局，在充分关注他者在地知识与智慧之上。发挥多学科之合力，由此及彼且由彼及此，以促成发展之“双赢”。事实上，发展项目实施成功与否亦须虑及他者之幸福感，其亦为发展之重要考量因素。

三、幸福感之诸种探讨

“幸福感不再是指没有心理疾病，而是指最理想的心理功能和体验。目前国外一致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占据情感体验的优势地位，从而使个体能从整体上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幸福感之种种探讨多出于心理学，而近年，政府已将幸福感纳入政策议程之中。至于发展人类学之多学科协作之特点亦当含涉其中。从20世纪60年代心理人类学伊始，人格、国民性格等成为了人类学关注之焦点。尤至发展人类学出现，学科交叉与合作亦为心理人类学之复兴提供了契机。然则，因之缺乏之于发展概念之反思及其更广学科视野之关照，幸福感同发展之关系并未得以真正之研究。由此，临对后人类文化时代之种种发展困境，发展人类学在诸多项目中之尴尬地位实为憾事。

幸福感哲学之根肇始于西方哲学史上之“快乐主义幸福观”与“完善论幸福观”，无论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底波(Aristippus)甚或伊壁鸠鲁(Epi-curus)，其皆将快乐视为幸福之源泉。而莱布尼茨之于理性创生之幸福亦为完善论幸福感树立了旗帜，同时，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亦给予“最高善”以要位。再至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与佛家各从“仁”、“无为”与“来世涅磐”赋予幸福感以要旨。与此同时，幸福感亦被归为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SubjeetiveWell-Being，简称SWB)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它是个体对于自己是否幸福的一种主观感受。这些评价主要包括认知的评价(例如，生活满意度或婚姻满意度)，包括人们体验到愉快情绪(例如，高兴)和不愉快情绪(例如，抑郁)的次数的评价。”“社会幸福感是指个体对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关系质量的评估，他包括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和谐五个维度。社会幸福感为现代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体在个人领域面对生活挑战时有意义的生活和自我潜能的实现。”此外。之于幸福感之影响因素，大体有之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婚姻、性别、健康、价值观、自尊感等。之于经济发展与幸福感关系之探讨时，Diener等人(1995)之研究证明：“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近几十年经济的增长一直伴随着主观幸福感的低增长，个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引起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化；第四，获得物质目标而不是其它目标的人实际上并不快乐。”

由上可见，幸福感不仅为心理学研究之专有，其亦同经济、社会、文化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发展人类学之发展项目倘使欲以他者之在地发展为旨趣，之于他者幸福感之深解尤为重要。其正如经济之于发展并非正相关之理，幸福感却已然为发展之考量与项目实施者之反思本我发展之幸福感提供了重要尺码与指标，尽管非全然，却为某种不可缺之元素。

四、发展人类学“发展概念”与幸福感之关系

和平与发展既已成为世界之两大主题，全球化与一体化进程之加剧，国家权力辐射范围之拓展，此些情势亦于世界范围内使得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传统文化之危机、发展视角之强植、学术研究之束缚不断造成“发展概念”于种种变动不羁中陷入困境。学科合力尚在谁主沉浮之辩中渐离发展之要义。本为发展人类学重要之幸福感研究仅于心理学之范畴内“孤芳自赏”、“无以施展”。由实而论，幸福感之于发展概念及至实践意义存里，尚待研究与引以注意。

1.幸福感是发展成败之重要指标

马氏之于特岛居民、米德之于萨摩亚的成年及其普里查德之于努尔人之种种“发展幻象”，其既非当代意义上之发展观念，亦非黏附于西方“拯救”使命下之发展意象。从他者之处所反思之本我失却与自负，虽未真正脱离西方话语之霸权，却在由彼及此之间表露着之于西方发展与文明局限之思，发展观念之多元理解似曾早已萌生。时至维柯斯计划与福克斯计划之相对成功之展开，发展一词业已突破主流视角之范围。福克斯计划以提高福克斯人之自信、自觉为宗旨，其发展计划成功实已切入了“在地幸福感”之考量。自信、自觉即是主观幸福感获致之基础。此亦如上文所言及尼泊尔人之“bikas”及至国家视角下诸多发展项目之失败，二者分以正反两面表述着幸福感之于发展成败之“动力”。国家视角之简单化、发展观念之帝国误读性、学术之失范，此些皆于不同程度

忽视了在地幸福感，进而，以想当然之经济指标甚或西方发展观念套用于他者，绝对二分之陈迹、文野之别，始终萦绕着人类学理论及实践之维。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及至社会幸福感既为人之共性，又以在地知识彰显出其个性维度。发展项目之实施，倘使缺乏之于在地幸福感之考量与反馈，“水土不服”抑或“掩耳盗铃”之窘境已然成为“苦果”。由此，如何突破发展项目之急功近利、诸种中心主义且将在地幸福感纳入发展项目之进程及其调整之中，其自是实施前后之重要指标。

2.幸福感为发展提供双向反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学之反思与批判精神灌注于始终。尽管反思与“自负”同在，而矛盾中亦在尽显“彼此”之互惠，理想之回归。发展之目的源于何?幸福感获致自是一种。追问之，何以造就之幸福感?经济、地位、自尊、价值观还是其他。诸多发展项目，由农业、医疗、草场及至医疗，其皆于经济指数之驱使下进行着单向度之发展实践。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发展与被发展、主动与被动又以绝对二分切割着人类学之反思之旅。幸福感之介入旨在冲破此种悖论，从他文化心理层面之于发展以诠释。西方抑或主流之发展观念必当经由地方性转译，于诸种发展概念之并置中获致在地之本土发展概念。而幸福感自是此种概念过度之重要元素，其亦在微观层面促成发展与被发展者之双向反思，以此实现发展之于诸种差异间之学术与在地关怀之意趣。

3.学科合力是幸福感与发展互惠之关键

“应用人类学是近几十年新兴起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社会调查的方法，着重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人民的社会生活规律。对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医药与保健，环境破坏与环境保护，遗传工程进行应用研究，提出对策，应用人类学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已冲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线，进行科学间合作，协同研究可分为结构人类学、人类工程学、医学人类学、老年人类学、分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人口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空间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发展人类学既出于应用人类学，其学科交叉性尤为明显。从学科名称来看，人类学者当于发展项目中居于要位，起着统筹与规划之作用。而事实上，大多发展项目之启动、实施及至结题，人类学者往往处于附属地位，话语权缺失。经济学、政治学等“强势”学科统摄诸多且于各学科间真正之合力已然缺席。其间，实已渗入“学科中心主义”与“学术话语霸权”之流弊，却已忘却发展之初衷，在地幸福感亦于种种“学术野心”迫力之下受之忽视。发展与幸福感之互惠却于学科间无力与争中失去既有之“共谋”。应用人类学抑或发展人类学，其核心概念在于应用与发展，人类学之于诸多学科间之通力协作，以在地“实质发展”为要旨，远离于种种寄附于“表象发展”之规划，亦在冲破学科自我中心与经济、政治话语之过度“依恋”。由此，获致发展人类学之真正之“发展”与学术价值之实现。

五、结论

总之，发展人类学之核心概念在于发展，其实为一整体性与多元性之概念，之于诸多方面相契。发展并非某种衡一之模式，在地发展甚或他者发展包含了视角、路径、方法及至方法之多种可能性。幸福感既非心理学所特有之研究对象，亦非西方抑或现代文明之特征，其自人类伊始即成为人类所求索之对象。进化论之线形发展观已然渗入了过多之西方意象，幸福感之于经济之关系似乎总以正比之形式出现。尤至应用人类学之发端，进而于世界化之发展主题式凸显，发展项目渐趋多元与多样之时，进化论之于发展及至幸福感之误解继而有之，却在不断试图挣脱困境之时，如入泥沼，愈陷愈深。传统――现代，文明――落后，主动――被动，幸福――不幸，此些种种皆于单向度之心态下行径着所谓之学术与理想，而发展的人类学之提出自是之于发展人类学现实困境之历史反思。故此，笔者以为，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之明晰与彰显之作用。倘使依旧受限于西方意象之下，无视于文化相对性与人类之于幸福之在地体悟，发展人类学亦将步履为艰，困境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