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博士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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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使人向善呢，还是使人向恶?古典政治学及法哲学追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向善，所以法律在社会中的运用就表现为扬善抑恶。

古典政治学的立场在实践上的最大困难在于，它要求那些掌握着法律的实际运用的人具有高尚的灵魂。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里，这些人必须是“哲学家王”，法律在他们高尚灵魂的烛照之下获得自身的精神。于是我们看到，古典时代的法律在运用中总是表现出所罗门王那样的智慧。

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在形式上都表现为“规则”，任何规则都要求“齐一性”，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总是否定特殊性，显得冷酷无情，从而总是遮蔽了它自身的精神。马基雅维利以后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转向了完全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法哲学立场认定，法律只是恶与恶之间互相克制的产物，是参与社会博弈的人群所服从的规则。这一立场在实践上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因为法律在社会博弈中的运用，较多依赖于法律在博弈人群中的透明度，较少依赖于法律掌管者是否具有高尚灵魂。这就是西方社会进入理性化时代以来法律演变的大趋势。

哈耶克在讨论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精神时指出：假如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可以通过投票表决来杀死苏格拉底，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主必定是已经丧失了法治精神的民主。对于哈耶克的这段论述，我是深以为然的。我们依了这种看法，同样可以批评“程序正义”(即凡是符合预先表决通过的一套程序的任何行为都被判定为“正义”)原则，因为在任何一套预先被认定为“正义”的程序下，都几乎肯定会发生“非义”的具体情节。规则应当在人的灵魂的烛照之下被运用。

对于高伟峰博士的这一“角膜事件”，我不愿发表任何特定立场上的看法，因为我们能够作出的任何裁决，都具有使人向善与使人向恶的双重可能。如果高博士可以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些可能利用职权侵犯他人尸体权利的人就可能受到鼓励，甚至可能泛滥为对活着的病人的器官的窃取；另一方面，如果高博士必须受到法律惩罚，那些医德高尚的大夫就可能感到困惑与沮丧，因为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大量发生着这类紧急情况，需要他们把“治病救人”的精神奉为最高原则；而那些奉行“努力最小化”原则的官僚式门诊的大夫，则可以理所当然地以“规则”为理由，把生命垂危的病人拒之门外──这些规则不仅包括“尸体权利”，还包括各种财产权利，例如“手术费用”、“医院责任”、“上级规定”等等。我和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都因为女儿的急病，亲身体验过这类医生的恶德。

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在规则与灵魂之间，我或许出于个人的偏好，总是同情后者。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应当是艺术的，而不应当是技术的；应当是富于灵性的，而不应当是工于算计的；应当是向善的，而不应当是迫于恶的。但是，规则毕竟有正当权利要求它的齐一性。正如一位冷静的读者张飚在来信(见右文)中评论我就“英子的故事”（发表于《财经》杂志今年1月号）发表的意见时指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能把法律变得有情一些，能更大范围地涵盖尽量多数的公民，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能被保护得好好的，能过得舒心一点，并且制止那些妨碍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件发生。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规则中的某一条或几条，已经被英子违背了。按照规则，她将被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