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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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迄今，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文化心理层面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探讨还有待阐释。该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层面市民化中面临文化适应惰距和身份认同模糊的困境，并对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了对策思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文化适应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在新时期的新表现，突出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伴随第一代农民工从城市的逐渐退出，新生代农民工最终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社会和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如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有序、稳定地融入城市社会，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我国城乡二元的制度分割造成了市民化研究取向与国外学界的不一致。第一，国外的市民化研究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农民，而国内的市民化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特殊体制下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第二，国外的市民化研究集中在微观层面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而国内的市民化研究则重视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农民工的城市进入问题；第三，国外的相关研究将市民化界定为主观的、能动的过程，而国内的研究则将市民化视为一个被动的、社会变迁的过程。

我国的市民化研究一般是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1]。当前，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研究，社会学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种“半城市化”状态，用来描述农村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但与成为市民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王春光认为，与西方国家经历过的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相类似，中国也存在城市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现象，突出体现在农民工群体上。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但是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主要体现在没有被城市社会完全接纳和不能很快适应城市社会两个方面[2]。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实是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阶段。刘传江认为，受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影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即农民非农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即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是在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在农民工对城市社会不断适应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问题和障碍的凸显阶段[3]。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种“虚城市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陈丰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由于不能为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所接纳，导致其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被边缘化。表面上看，农民工不断进入城市，似乎已经实现城市化了，但是农民工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市民化仍然存在较大阻碍，是“虚城市化” [4]。

以上代表性观点可以分别归结为“半城市化”论、“特殊阶段”论和“虚城市化”论，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共性，即：（1）都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很大程度上受制度结构因素的影响；（2）都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与市民化的实现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还体现在农民工的心理层面上；（3）都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必然要求。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迄今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大多集中在制度结构层面，即研究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对农民工城市身份的排斥，而忽视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文化适应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问题。

事实上，自农民工群体出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就已经开始。近几年，有关“农民工农民化”、“农民工内卷化”的研究说明，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遇到了阻碍，已经宣告中断或失败[5]。宏观制度上障碍决定了农民工究竟能否获得市民身份，而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则决定了农民工能否取得市民身份，进而真正融入城市。另外，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农民工的市民化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是否适应、对市民身份是否认同将直接影响其留城意愿，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最终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有关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转换视角：第一，研究对象应由第一代农民工转向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休或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将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因而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将会演变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第二，研究重心应由制度层面的市民化研究拓展到文化心理层面，表现为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问题。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现状进行讨论，试图发现其文化心理层面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进行分析。

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

文化适应是文化人类学概念，指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接触，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的现象；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地位、位置、角色、形象和与他人关系性质的接纳程度。如前所述，将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纳入市民化研究的范畴之中，是国外市民化研究的惯例，而国内在此方面却较少尝试。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困境不仅包括宏观制度层面的障碍，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应忽视。已有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正面临着文化适应惰距和身份认同模糊两大困境。以下作具体分析。

2.1 文化适应惰距

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程度较父辈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层次。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较为适应，但对城市的语言和价值观念适应性不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分别为市民化路径和农民化路径。所谓的市民化路径，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城市的文化环境，习得了城市社会的大多数文化要素，逐渐实现市民化。这种对新文化要素的适应乃至习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城市社会身份逐渐接受，融入城市的愿望因而提高。与市民化路径相反，对城市文化表现出不适应的新生代农民工最终会选择适应农村文化，中断市民化进程[6]。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的现象时，提出了“文化惰距”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中的习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因子具有一定的惰性，与社会变迁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新的文化因素输入因而遭到抵制，进而延缓了社会变迁；相反地，如果新的文化因素输入较为顺利，旧的文化因素的惯性就会减轻，社会变迁的进程就会加快[7]。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面临着如下困境：受传统农村文化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具有惰性，成为其顺利实现市民化进程的障碍[8]。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逻辑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文化对社会变迁的功能：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程度上升到群体、社会的层面上，即文化的惰性强弱问题，文化惰性越强，社会变迁就越缓慢。

2.2 身份认同模糊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适应结果影响，具体体现在：对城市文化适应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其市民身份，而对其农民身份持不认同甚至排斥的态度。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较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混沌性。一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开始不适应或不认同，开始尝试认同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在与市民进行沟通和互动的过程中，制度上规定的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内涵”，对农民身份的认同被加以强化，即使他们不认同自己的制度身份，市民社会的不认同、不接纳使得其与周围社会形成了明显的社会界限[9]。不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正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从事非农生产，较父辈而言对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更为适应，但制度层面上对其市民身份依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市民身份与农民身份之间，对自身的身份保持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态度。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可以进行培育和引导的。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社区融合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社区的参与程度越高，对城市的文化适应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进而会产生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会努力去认同自己事实上的市民身份[10]。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市民身份的认同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市民开始逐渐认可和接纳作为社区成员的新生代农民工。

3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思考

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作了理论分析，那么如何改变这一困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呢？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出路在哪里？针对这一问题，下面分别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进行讨论。

3.1 改革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平等国民待遇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长期以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和城市进入造成困扰，特别是附着于其上的各种利益分配功能获得难度之大，让新生代农民工切身体验到市民化的不易。打破户籍壁垒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必由之径，且应注重于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而绝不限于户口册的更换，其中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是较为重要的两方面。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当中，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等特点，创新机制灵活管理，建立可转移、可续接的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在城市中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建立城乡一体、区域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正规就业，促进其职业转变和身份认同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个人收入的增加。

3.2 增强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对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而言，应主动为他们提供工作指导和信息服务，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避免盲目流动，同时保障现行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原户籍地的相关利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而言，应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资源，通过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中介机构为他们提供及时有用的工作信息和就业技能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竞争力，保障他们在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地、工作地分离的现状，需要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破除制度障碍，可以社区为单位，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情感联络作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组织化程度。非政府组织凭借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贴近性，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进行知识讲座等方式，能在他们的文化适应、情感认同、技能培训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与社区联合举办一些活动，将会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

3.3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识，提高社区参与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首先应树立社区意识，强化对社区的情感认同，他们虽然没有多少务农经验，然而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使得其身上带有强烈的家庭本位、家族本位意识，难免对他们的社区参与行为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该主动从语言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适应城市文化，提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参与其他社区活动的基础。此外，也需要社区居民改变旧有观念，主动接纳、积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进入。其次，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是进行社区参与的必要条件之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高，可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是略有差距，需要他们自身去弥补。再次，应强化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具体可以表现为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安全、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利益相关，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参与社区政治活动，政治参与作为社区参与中的较高阶段，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社区居民团体的交往互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诉求利益维护、对于他们群体的素质提高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和完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 (4): 4-8.

[2]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7): 30-32.

[3] 刘传江, 徐建玲.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 陈丰.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 社会科学, 2007, (2).

[5] 李强.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 社会学研究, 2002, (6): 13-25.

[6] 邵东珂, 范叶超.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114-119.

[7] W.F.奥格本.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与先天的本质[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8] 范叶超, 杨慧玲.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惰距[J]. 黑河学刊, 2011, (2): 179-180.

[9]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63-76.

[10] 周明宝. 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 社会, 2004, (5): 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