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应尊重百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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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百姓心理预期和行为变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是增进百姓福利的政策和制度变化，也必须讲求“透明度”

本文要说的这个话题，是我多年来“耿耿于怀”的。每当遇到许多与此相关的事情后，都想一吐为快。在当今越来越关注百姓民生，关注以人为本的时候，我再来谈谈这个话题，以期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日前，看到有关上海高考加分有调整的报道。报道称，2009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部分加分项目和分值都有缩减，以往的加分“20分”值调整为10分，“10分”值改为加5分，今年还取消了“经审定的推优生”。我理解这一调整的用意，是为了考试制度的更加公平。我也知道，这一调整是在逐步推进中，考生和家长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将分值缩减一半，是在离高考还有4个月时告知的。我们知道，高考加分是一种利益，是一种用货币都买不到的利益。有了加分的制度，人们就有了预期，进而会使出浑身解数，去试图获得这一加分。可是，就在一部分考生眼看要获得这一加分时，来个“拦腰一刀”，砍去了一半，你说伤心不伤心。

我以此事为例，说明任何公共政策，以及与百姓利益有关的制度，都是一种预期，人们为了得到或避开这一政策和制度的结果，会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高考和中考加分的政策。我相信，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是反对加分的。这些年，个别地方的加分政策在制定时，就显得十分荒唐，如深圳市曾经给该市金融业高管子女中考加10分；还有一些加分政策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湖北省实施的计划生育家庭女孩中考加分和将要实行的农村独女高考加分的政策。这些政策要么有失公平，要么助长某种投机，甚至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充分考虑政策和制度对预期形成的作用，对于百姓生活便利，乃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是何其重要。根据我的观察，每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都会对火车票的预售期做出多次调整，一会是10天，一会是一星期或5天，一会是3天不等。而且，从其调整到执行，几乎都是同步的。当然，铁路部门可以对每次调整说出“充分的理由”，但是，他们恰恰没有充分地考虑，这一调整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反而造成了一些人购票和出行的不便。由此，我想说的是，其一，一个有质量的公共生活空间，其最基本的要素是稳定，而稳定的前提，是百姓预期的稳定。尽管百姓的这些预期大多是一些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但是，当对这些小事都可预期的话，他们才会感到生活环境是和谐的，出门办事是便利的。其二，在我国，有权力制定和调整政策与制度的机构，长期的思维定势是，我是为百姓做主的，我制定政策和制度是为你们好，我调整它们也是为你们好，因此，他们总是有“充分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是否真的充分，是要放到百姓的位置考量和评估后，才能够得出结论的。事实上，在过往的经历中，这些“充分的理由”不乏想当然，或并不充分，进而给百姓带来福利的损失和生活的不便。在我看来，火车票预售期多变的理由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它本来是一个可以且应该长期不变的安排。以此类推，在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安排，都应当是长期不变的。

我长期工作在大学。大学有一项对广大教师性命攸关的制度，那就是教师职称评聘制度。这些年来，这项制度在中国的大部分大学几乎是年年在调整。同样，这些调整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获得高一级职称的条件要不断提高。当然，也有所谓使其更加合理的“微调”。广大教师知道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道理，但是，他们希望：第一，这个制度要尽可能稳定一个时期，至少三年或五年不变。如果年年调整，叫人无所适从，无法预期，怎能安心地搞教学、科研？第二，制度调整要提前告知，不要事到临头来变。怎么叫提前告知？以上海2009年高考加分调整为例，提前告知的最后期限，应当是在2008年高考结束时，告知来年的考生，明年加分政策要做哪些具体的调整，以便考生调整预期，做出相适应的安排。这也是政策和制度要有“透明度”的要求。即便是增进百姓福利的政策和制度变化，也必须讲求“透明度”。

综合上述事例的分析，我的观点是，随意地改变预期或给出不合理的预期，都是会造成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而影响百姓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的。对此，我的感慨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对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以及调整政策和制度可能产生的预期及预期的改变做出估计；不对与此有关的百姓心理和行为多做一些研究与评估；不对那些已经实施的政策和制度的效应进行后评估，以发现可资改进的空间。也许，我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是肯定的。为了对这一状况做出改进，我的一个建议是，有关部门要组织学习相关的知识，如博弈论的知识。你在制定和调整政策与制度时，要把受到这些政策和制度影响的对象，视为和你一样的“局中人”，他们会对这些调整做出策略性的反应，这些调整和反应的得与失，共同决定了政策和制度的效果。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与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目标的政府改革，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的政府及有关部门转变了职能，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那么，他们就会懂得理解百姓心理和行为的重要，懂得原来那些一厢情愿的“为民做主”的做法，是值得反思和改进的。而且，一个职能正确的政府，就不会瞎折腾，去做“零和博弈”(所得小于所失，即通常所说的两败俱伤）的事情，也不会去做“负和博弈”(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的事情。

这些年来，“以人为本”渐成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关键词”，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都是为了以人为本，并且是通过以人为本来实现的。以人为本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一群人，而是具体的每个人。因此，握有公共权力的机关，在制定和调整面对每个人的政策和制度时，一定要体察百姓心理和行为及其变化，顾及到他们的要求和预期，力戒一厢情愿。应当认识到，长期不重视百姓心理预期和行为变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真正的以人为本，就是在制定和调整公共政策及相关制度时，要基于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环节，如他们的心理、行为及其变化。惟其如此，我们的以人为本才是在崇高理念指引下的伟大且鲜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