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效率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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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司治理效率是对公司现有的一套治理机制以及保障机制实施的组织结构的运行效果的评价，是公司治理理论的落脚点。公司治理效率研究包含公司治理效率内涵、公司治理成本和公司治理效率衡量指标三方面的研究。回顾国内外现有的有关公司治理效率的文献，我们发现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治理效率的理论研究，本文对现有文献观点进行了梳理，以期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厘清框架。

关键词：公司治理效率 治理成本 公司治理效率的衡量

观近20年来公司财务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公司治理无疑是最受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而如何衡量和评价公司治理的成效，即公司治理效率又是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一个科学、合理的衡量公司治理的手段，不仅是只受学术界所关注，更是公司治理实践活动亟待解决的难题。但是对于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如何衡量公司治理的效率等问题，无论是公司治理理论起源地的国外，还是新近兴起研究热潮的国内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公司治理效率及其衡量指标问题。

一、公司治理效率内涵研究

公司治理效率是对公司现有的一套治理机制以及保障机制实施的组织结构的运行效果的评价，是公司治理理论的落脚点。众所周知，公司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对于其结果的评价，国外学者通常运用直接的“好”或“坏”来描述公司治理的效果。如蒂罗尔（Tirole）认为，好的治理机制是指能够选任最佳管理层，并保证管理层对投资者负责任的机制。施雷费尔（Shleifer）和维施尼（Vishny）则认为，好的治理机制能够保证公司的资金提供者获得应有的投资收益。而国内学者则创造出公司治理效率一词用于评价公司治理的效果。虽然公司治理效率一词是由国内学者所始创，但是，回顾国内公司治理领域的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郑红亮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利用一套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即表现为股东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监督管理层行为的问题。刘汉民认为，治理效率不仅包含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还应当考虑治理的成本。周清杰、严若森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效率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治理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各利益主体的治理成本，以使这些主体在企业运营中获得各自应有的报酬，其中治理成本应当是治理效率的本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认为，有效率的公司治理能够使特定利益主体的收益最大化以及治理成本最小化。由此，桑士俊等指出，由于最小化公司治理成本与最大化公司价值构成一组对偶问题，因此，无论从成本、收益还是价值的角度，公司治理效率都可以等同于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许多研究中，学者们用公司绩效作为公司治理的变量，来研究公司治理的优劣。然而笔者认为，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公司绩效和公司治理效率是不能等同的。前者更多地强调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状况、资本运营的效益或者是经营管理的业绩，涵义比较广泛；而后者则是对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治理结构的运行的有效性的一种衡量手段。

传统的公司治理效率重点考察了公司治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认为提高治理效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过程中的治理成本，学者们总是试图寻求一种能够很好降低公司治理成本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很少关注治理收益问题。然而，源自经济学的效率一词其本质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结果。因此，近几年的研究中，加入了公司治理收益这一元素。如徐传谌等（2007）认为，治理效率应该涵盖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两方面内容，因为任何公司的治理过程不存在治理收益不变或者治理成本不变的过程，普遍的情况是治理成本增加的同时治理收益也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如果治理成本的增加速度快于治理收益的增加速度，那么可以认为公司的治理处于非效率状态，因此有必要引入治理收益内容。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公司治理效率可以用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治理收益的最大化来表示，即公司治理的效率是公司治理的收益与公司治理的成本之差。有效的公司治理就是边际治理收益等于边际治理成本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公司治理成本研究

最早对治理成本的范畴作了界定的是Hansmann（1996），他把治理成本看作是企业与所有者、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发生的交易成本，并称之为所有权成本，国内学者朱羿锟 （2001）则将其定义为治理成本。随后，Shleifer 和 Vishny（1997）从控制性投资者与其他分散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提出了所谓的“第二类问题”，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将损害分散投资者利益的“隧道行为”降至最小程度，而由于其存在而增加的成本被称为第二类成本。而Dietl（1998）认为，治理成本是由于委托人与人利益目标相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公司治理的必要支出。Jurgen Ruland（2002）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发现多地区合作将引致治理成本提高。 Wolfgang Weigel（2003）从企业内外部相关主体关系角度研究界定治理成本，认为治理成本包括交易成本、成本、组织成本、执行成本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于公司治理的视角由公司的内部拓展到了公司外部，提出了包括资本市场和经理人治理市场等的治理成本和政府治理成本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成本。

而在国内，李维安、武立东（1999）认为治理成本是维持公司治理有效运作而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治理的组织结构成本以及组织协调成本。张维迎（1996）、朱羿锟（2001）、刘汉民（2002）从委托关系角度界定治理成本的组成，认为治理成本包括控制经营者的成本、集体决策成本、监督成本、激励成本、信息披露成本等。周清杰（2003）从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司治理成本主要包含：治理的交易成本、成本、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遵循成本。认为目前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治理机构，将公司治理的组织成本控制在最合适的规模，把遵循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孙国强（2003）根据其对波特成本模型的剖析，从网络组织的角度提出了治理成本是涵盖网络组织运行过程中的所有成本，包括协调成本、妥协成本、刚性成本、传播成本、整合成本与维护。严若森（2005）认为公司治理成本应包括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成本、第二类成本、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服从成本、政府的治理成本、制度摩擦成本。刘红霞、刘敏（2006）分析了治理成本与成本、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司治理成本分为公司治理机构的组织成本、总成本和协调决策成本三大部分，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治理成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成本相对较低，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大三个方面。桑士俊（2007）认为公司治理成本是指为进行公司治理活动所付出的各种支出，以及由于公司治理机制设计及运行不当造成的价值损失。将公司治理成本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进行公司治理活动付出的各种费用，称之为“公司治理费用”，另一部分是由于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或执行不当引起的各种损失，称之为“公司治理价值损失”。公司治理成本包含成本、风险承担成本、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带来的成本、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的市场治理成本和政府过度监管带来的治理成本。郑浩、王欣（2008）认为，公司治理成本是指在进行公司治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是在治理过程中企业的一种必要投入，主要包括公司的监督成本、激励成本、成本、信息披露成本、利益相关者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于公司治理成本的内容、范围与构成分别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公司治理成本是指为进行公司治理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支出，以及由于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操作以及运行不当造成的各种经济价值损失。公司治理成本应包括公司治理费用和公司治理价值损失，其中公司治理费用应包含监督成本、激励成本、成本、信息披露成本、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的市场治理成本和集体决策的治理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目标就是在既定的治理收益目标下，使上述治理成本达到最小化。

三、公司治理效率的衡量指标研究

公司治理效率的衡量指标是用来评价公司治理的效果的，因此公司治理效率应该具有目标导向性和可计量性两大特征。在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致力于开发出一套科学合理地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这就引发了对于公司治理效率衡量指标的研究。

在国外，1950年，杰克逊、马丁德尔最早提出了对董事会绩效的分析。随后的1952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设计出了第一套正式评价董事会的程序。公司治理评价研究真正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La Porta、LopezOdeOSilanes、Shleif er和Vishny（简称 LLSV，1997和1998）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出发，构建了反映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公司治理指数。以 Gompers、Ishii 和Metrick（2003）构建的G 指数以及 Bebchuck、Cohen 和Ferrell（2004 和 2009）构建的 E 指数为里程碑，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开始关注公司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尽管G 指数和E指数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这两类指数主要是从外部治理机制尤其是接管脆弱性（takeover vulnerability）视角来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股东权利的保护的局限性，导致其对内部治理机制尤其是股权结构的关注较少。Volpin（2002）采用了两种方法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进行检验，一种方法是考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与公司业绩的相互关系，另一种则是检验公司业绩是否优于其他同类公司。Gompers Ishii 和 Metrick（2003）通过构建了一个包含24个公司治理条款的公司治理指数，然后构造了一个投资组合：买进公司治理指数高的股票，卖出公司治理指数低的股票，发现该投资组合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Cremers 和 Nair（2005）延续了GIM 的思路，研究了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只有当外部治理较好时，上述组合才能获得超额回报。因此，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在国内，刘汉民（2002）认为资本所有权的明晰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首要条件；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 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衡量治理效率的标准是多重的，治理原则应是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治理主体收益的最大化。封文丽、田平凤（2005）认为应该用成本收益法分析治理效率。邵国良、王满四（2004）认为，用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治理收益的最大化来表示公司治理效率。他们所说的治理成本包括监督成本、激励成本、信息披露成本、市场监管成本等。严若森（2005）认为，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应该基于公司治理环境的整体优化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逐步完善。公司治理效率最优化问题等价于公司绩效最大化时如何做到公司治理成本的最小化。公司治理效率的实质在于：在既定的公司治理环境中，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公司治理的成本并同时获得多大的公司治理收益，公司治理效率的最优化问题即在其他条件既定之下的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公司治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陈晓蔚（2006）通过对治理成本、治理收益的模型化分析， 认为治理效率最优就是在治理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治理效益最大，并结合股东、经理层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行为和效用变化，得出对所有股东而言，效用一致并可以达到最大，也就是治理效率可以达到最优的结论。王化成（2008）认为，公司业绩、企业价值等同于公司治理效率，在比较利润类、价值类与平衡类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认为用经济增加值（EVA）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最合理。郑浩、王欣（2008）认为公司治理的绩效主要是指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即判断治理效率的高低和治理效果的好坏，公司治理机制的功能与目标就是在公司绩效最大化时如何做到公司治理的成本最小化。徐传谌等（2008）认为，公司治理效率=Max（治理收益-治理成本），其中，治理成本包括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成本、第二类成本（内部股东与外部股东之间的成本）、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服从成本、政府治理成本、制度摩擦成本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治理收益指因这些成本的投入而导致的企业收入的增加量，其具体应该包括除去因货币资本和工人劳动力投入所产生的正常收入之外的全部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效率高低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既定的公司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公司治理的成本并同时获得多大的公司治理收益，最优的公司治理效率即在其他条件既定之下的公司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公司治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从以上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效率的衡量指标有：公司绩效、公司治理成本、公司治理收益、公司价值、EVA，也有运用不同指标综合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研究。

四、公司治理效率研究的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发现虽然在公司治理效率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有的关于公司治理效率的研究的基础还不完善。

比如，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评价方法主要以利润类与价值类指标为基础或者通过构造公司治理指数来评价公司治理效率。然而，在财务舞弊事件持续发生的背景下，利润类与价值类指标就无法成为公司治理效率的评价基础，因为它们很可能是不真实可靠的。另外，在构造公司治理指数时，学者们大多基于股东权利保护视角，通过对常见的公司治理特征等进行权重赋值来评价公司治理状况，鲜有关注对公司治理环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评价。同时，在公司治理指数构建方法上主要采用相加指数法，对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考虑较少，从而影响了公司治理指数的客观性。

当前要想对于公司治理效率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满意的效果，我们亟待清晰界定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在明确了公司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合理地分析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收益和成本的具体构成要素，并进一步形成对公司治理效率进行评价的可计量的衡量指标。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公司治理环境对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影响，意识到在公司治理机制安排中应使其与治理环境相适应。因此，公司治理效率研究的发展趋势应该从理论上建立与公司治理环境相联系的衡量公司治理效率有效性的模型，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该模型，进一步明确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性与公司治理环境的关系，进而通过不断改善公司治理环境来逐步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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