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要素价格均等化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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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推论相比，要素价格调整定理及要素价格非敏感定理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也对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发展的现实悖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进一步审视我国的“现实体制”，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及其引致的劳动转移替代资本转移的强化，是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而“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出现，将带来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的弱化甚至逆转。这要求我们必须率先通过制度引导实现产业的有效转移和升级。
一、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及其现实悖论
作为要素禀赋理论的重要推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PE)指出，在开放经济中，国际间因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不同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两条途径而逐步缩小，使要素价格将趋于均等。第一条途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化；第二条途径是商品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间接均等化。这就意味着，无论交易国之间在生产要素的禀赋和供给方面有何差异，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工资率、土地报酬率及资本收益率在长期内都将趋于相等。然而，通过审视当前国际贸易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隐含的要素价格趋同这一长期趋势在普遍意义上并未得以实现。这使得理论界越来越多地强调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本身的局限性，因为从该定理的前提来看，它所依托的技术不变等静态假设在现实贸易中无法成立，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动态变化所导致的一国比较利益格局的变化会扩大贸易的基础，而如果考虑到生产要素的非同质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就更加不具备现实性。
事实上，尽管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没有在贸易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实现，但这并不否认该定理的理论贡献及政策意义，也不否认该定理在长期内的有效性。Leamer(1994)指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仅仅是一种推论，要素价格的非敏感性(FPI)则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依据FPI定理，在一个国家，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的变化总体来讲是不敏感的，这使得产品价格可以保持不变。而要素价格调整定理(PFA)则基于动态角度对要素价格的非敏感性作出了解释，即产出组合的调整降低了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变化的敏感性，而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产出组合作出调整的机会就越多，从而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的变化就愈发不敏感。
依据FPI和FPA定理对要素价格变动的理解，作为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大国，中国贸易实践中的要素价格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以备受关注的劳动力价格为例，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特征的日益深化及对外贸易实践的不断推进，有学者指出，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揭示的长期趋势，即便劳动力价格没有实现均等化，也至少在沿着不断缩小的轨迹运行；但与要素禀赋条件不同的美国相比，两国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这就构成了备受理论界关注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实悖论。但结合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特征不难看出，FPA定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实悖论，从而对劳动力价格的非敏感性做出了一定的解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依据FPI及FPA定理虽然可以对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的现实悖论做出一定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较低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我国之所以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存在于理论假设之外的“现实体制”是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二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现状，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角度阐释我国出现要素价格均等化悖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现实论据，阐明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二、解读中国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基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视角
从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前提条件来看，即便在开放经济中，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也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从而要素价格均等化推论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演进过程。但与此同时，产品流动往往是放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贸易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差距应是不断缩小的。然而以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水平为例，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表明东部地区长期保留了承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国内区域间的劳动力价格差距考虑在内，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地区优势。具体来看，在我国31个省市的工业结构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多是西部欠发达省区，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省区则明显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特征。这种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东部地区所呈现的这种长期的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与中国的“现实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以及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是导致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一国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几乎不存在明显限制，因此当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出现资本边际产值差异时，究竟由哪种要素的流动来实现资本边际产值重新均衡，取决于两种要素流动成本与收益的相对比较。_3J具体来看，资本流动成本主要体现为地理位置改变引致的物流成本增加以及原有投资沉没成本损失等，而劳动力流动成本则主要包括由于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上升等。在我国，由于劳动力流动成本普遍低于资本流动成本，我国东西部之间的主要流动形式体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资本流动。换言之，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是导致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具体原因。具体来看：
其一，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就业吸纳作用使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跨地区转移的正向效益明显加剧，而依附于我国二元经济体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构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现实条件。
根据马歇尔关于产业集聚效应的阐释，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共享的劳动力市场(labor pooling)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Guido de Blasio和Sabfina Di Addario(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降低了教育的回报。这一方面反映了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降低将减弱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信号的功能，另一方面，结合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和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特征可以看出，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升水的潜在可能性构成区域外劳动力向区域内转移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对教育信号的弱化降低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成本，为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而，在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尚未消失之前，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的深化将促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持续的跨地区流动。这样一来，随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其劳动供给也迅速得到补充，劳动力价格的长期非敏感成为可能。
其二，在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同时，不仅发达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提高会抑
制资本的流出，并且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落后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降低同样也会抑制资本的流入，从而劳动力转移对资本转移的替代就得到强化。
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不断向东转移，将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不断降低，从而资本边际产值相对提高，这就意味着，资本向外转移的动力得到抑制；与此同时，尽管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出几乎可以不影响当地的劳动力供求相对状况，但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不断弱化，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边际产值存在不断被强化的趋势，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值被相对降低，这又进一步抑制了资本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因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结构性偏离使劳动力转移对资本转移的替代得到强化。
上述分析表明，伴随于产业集聚的就业吸纳导向，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无限供给特征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可以不断得到补充，从而由国际间产品流动所引发的劳动需求上升得到了供给方面的同方向抵消，而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引致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差异扩大化，又进一步使劳动力转移对资本转移的替代得到强化。在要素价格领域，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就在长期内表现为非敏感。
三、“刘易斯转折点”的现实推断及其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
依据以上分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引致的东部地区出口领域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及其所引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由此可以推断，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即一旦出现理论上的“刘易斯转折点”，则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的现实条件将被弱化。这就预示着，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将被降低，比较优势的下降就成为预期。所以，在目前劳动力价格仍然表现为非敏感的前提下，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其未来向价格均等化演化的潜在可能性。而关于目前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理论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推断：
第一，进入转折点以后，只要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城镇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持续上升。针对这一推断，吴要斌(2007)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无论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沿海地区，工资增长都非常显著，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也开始缩小。尽管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但二元经济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尽管中国距离这个过程的完成还有很长的时期，但“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已经可以预计。
第二，如果转折点到来，随着农村蓄水池中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另一个蓄水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劳动也会提高工资和缩减规模，非正规就业逐步向正规就业转化。基于此推断，笔者根据差值法计算了1994―2007年的非正规与正规就业人数，①如上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尽管1994―2007年间非正规就业规模曾一度攀升并超越了城镇总体就业规模，但从近两年的趋势来看，正规就业的规模正不断回升，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规模开始出现下降。这预示着，城镇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化转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预见。
依据上述两个推断，“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必然将引致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步消失，从而劳动力跨地区持续转移的条件将不再具备。因此，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价格的非敏感性问题将得到缓解，这一方面意味着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将不断消失，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提出了挑战。
“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将使中国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所依托的二元经济及其引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体制”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从而，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跨地区转移将被搁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上升及比较优势下降将是必然趋势。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的弱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转化使得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成为必然要求，然而这种产业升级却是建立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顺利转移的基础之上的。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考虑到中国显著的劳动总量优势而且考虑到“刘易斯转折点”尽管可以预见但距其来临还会有一段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很难转移到其它国家，因此，如何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区域间实现有效转移(主要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成为关键性问题。
但是必须同时引起注意的是，一旦转折点得以出现，中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出也会降低，这实质上会抑制资本的流入。或者说，在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期所积累的资本边际产值的地域间的不均衡性将导致西部地区很难自发的形成对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就面临着原始积累层面的障碍，因此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以及产业升级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既然加大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不具备理论和政策意义，就必须降低向中西部转移资本的成本或加大资本向中西部转移的预期收益。具体来讲，在相同的沉没成本的情况下，交通、物流条件尤其是投资环境的改善，都可能加大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和便利性，相关政策的引导和优惠也会有效促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转移。
总体来看，“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来临，将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所依赖的“现实制度”得到彻底的改变，从而要素价格非均等化在中国的现实悖论将被弱化，而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将被强化，这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有效转移提出了诸多的挑战。综观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何依据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促成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调整贸易结构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而考虑到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期间所积累的地区间资本边际产值的巨大差异，并且考虑到这种差异为资本向中西部地区的自发转移所带来的困境，如何从制度层面率先打破这种资本转移困境，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跨地区的转移就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注释：
①假设城镇地区国有、集体企业、城镇中的三资企业及其他私营企业中的部分从业人员属于正规就业，则城镇从业人员总量与这几个部门从业人员总量的差值即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考虑到正规部门中也存在少量非正规就业的情况，而经营规范的私营企业中也存在正规就业的情况，在估算中把这两部分进行抵冲。即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城镇总体就业人数-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不包括个体、私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