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相见欢,有时多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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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厚颜接了一个杂志专栏：为两月后才会全球公映的电影写影评，以便影评与电影同时出笼，显得热气腾腾。我深知在我写稿的当时，恐怕连导演都没看到最后的成片―最终剪辑权不定在谁手里，却照旧得装作笃定写下去。但最后我有个发现，不论欧洲抑或美国，一段时期里最惹人关注的电影，往往来自畅销书，票房榜上位居前列的电影，也多半和某本书有染。电影不可能穿越至未来看到，原著却已经尘埃落定，匆匆读上一遍，至少可供我复述情节，再小心绕开新闻里那些据说被改编的情节，500字已经有了下落。

当然，上述段落不在于说明小文人在海盗时期的两难，而在于说明，电影与文学的瓜葛由来已久，至今方兴未艾。小说为电影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源：故事，以及这个故事在长久的阅读、流传之中，被附加上去的那些东西：温度、想象、期待，甚至适度的歪曲、修正，而读者，也完全有可能转化为观众―想想《达・芬奇密码》进入拍摄阶段时，读者们的群情激奋吧。小说不是赤手空拳地与电影合谋的，它是带着股份前来。当然，电影里的“文学”，也不仅仅限于藏匿在电影后面的某个成型文本，扩展开来，也包括电影里所有的文学元素：叙事、人物塑造、以及细节和对白。

电影业里，并不欠缺同时拥有结构故事和呈现故事能力的巨匠，但现代社会，分工明确，多数时候，“故事”还得由那些专业讲故事的人来贡献，所以，福克纳、雷蒙德・钱德勒、詹姆斯・M・凯恩，乃至保罗・奥斯特，都曾被吸纳进电影业，而一部畅销书，往往顺理成章地走向电影。

只是，电影和文学的这种关系，有点像情人，经常是东风西风，你进我退，类似于香港作家迈克说“电影”和“城市”的关系：“城市和电影之间的藕断丝连，说也说不清。而且像一切爱情故事，有时是相见欢，有时是反目成仇。”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文学是强势一方，电影倒像是攀附上去的，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来自某部小说，“忠于原著”是最高标准，电影常常沦为小说MV，经常出现的一种景观是，观众看了小说去电影院，看完电影再对照小说，并严厉批评电影的改编。

但那个时代的文学，也没有亏待这种忠诚，因为有那么些好小说，从“四大名著”、《聊斋志异》，直到《当代》《收获》上的小说，都饱满、结实，未被开采，导演只要做一个好读者就足够。第五代导演，就是被80年代文学美术音乐潮流共同成就的，他们创作能力的缺乏，被暂时遮盖着，而他们的作品的题材，无论是寻根、怀旧、都市，都和当时的文流―对应。

90年代后半段，文学没落―也许不是没落，只是回归了它在生活中应有的位置，失去了深广的回应，作家们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各种实验于是成了借口，像罗伯特・麦基所说：“在一些文学圈内，‘情节’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

更重要的是，电影人成为强势一方，他们开始剥离、扭转自己和作家的关系，像情人中富贵的一方开始趾高气扬。有时候难免矫枉过正。他们开始是组织作家创作班子，邀请作家做命题作文，随后开始雇佣更容易掌控的专业编剧，甚或自己动手。他们的创作能力的匮乏，这时候被晾明在了沙滩上，那么些古怪苍白的故事……不说也罢。随后泛滥的娱乐化大潮，索性让电影制作者取消了电影中的文学成分，故事、人物、对白能否立得住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炒作的手段。

但当我们盘点这十年里，被我们记住的那些电影，却还是发现，它们必定和文学有深厚渊源，《卧虎藏龙》《色，戒》《风声》《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山楂树之恋》，新近在威尼斯电影节扬威的《人山人海》，以及拍摄中的《白鹿原》、进入后期制作的《金陵十三钗》，都是如此。电影其实是个“鲭鱼世界”，但若让人沉迷其中，还是多少得有点实指，而文学所提供的，正是这种厚实的指向。电影人在一时得志之后，需要重新审视和均衡，自己与文学的情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