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机关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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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机关后，回头再看行政工作的经验，我从未后悔在担任公共职务时期的政策创新行动。这不是说漂亮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体会。因为，在退休制度的前提下，在高龄社会来临以后，人们普遍长寿，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则是人活八十不稀奇了。60岁以后的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度过？这与60岁之前的行为有很大关系。只有60岁之前生活得有意义，进入60岁之后的人生才会更有价值，更加丰富，更有意义。

回归社会以后，转换角度看政府行为，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会。现在，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时间多，可以更为广泛地和社会接触，作为社会的一员来体会公共政策。当然，首先是多了宽容之心。因为更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儿童养育问题、老龄化问题，纷至沓来，远远超出了传统政府的职能范围，由此更知道现实政府的力量有限，现代社会的建设，更需要社会大众的行动。希望大众一切听从于政府安排与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大众的一切问题都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对于政府的功能定位，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在机关待时间长了，容易脱离社会，会轻易地产生万能政府的想法。这种情绪既固化了自己的观念，也传染给了社会大众。相当多的官员和大众共同分享一个观念，认为政府无所不能。这种情绪的深度发展，就会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责任都归结为政府，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也都归罪于政府。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心态，也是传统体制下的自然社会文化心态。由此产生两类行为方式，一类是官员的畸形意识，认为老百姓只要服从管理就会天下太平，将所有社会问题简化为服从不服从管理的问题，结果当自己退休以后，只是反思在位置时没有把事情做好，因而将许多社会问题依然归因于政府，埋怨在职的同事没有本事；二是社会大众如果迷信万能政府，结果还是被动等待，等不下去了就产生极端的社会对抗行动，也没有思考自身的责任和自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途径。结果，一方不让做，另一方不敢做，这个互动模型是相当僵化的。只有离开机关以后，才会更客观、更平静地看待有关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模型和方式。

2011年社会大众广泛质疑慈善与商业的关系，我提出过一个社会互动模式的“轰轰烈烈，原地踏步”命题。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入在大学读书时思考中国社会停滞问题的一个判断。因为，从每个过程的细节来看，我们都希望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革命就要彻底，消灭对手还要斩草除根，不许有妥协等。但从更大的历史尺度看，越是所谓的彻底，反而越是以新的方式来恢复更为陈旧的东西。我们这一代就是典型。刚刚破除了帝王思想，又是来一套“万寿无疆”和“无限忠于”，其实是比帝王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的历史性进程，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整个社会还是运用传统的评估方法来进行分析。这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当不利的。我之所以提出知识生产方式需要转型的命题，就是发现我们的许多政策研究者相当缺乏政策的实践经验，许多政策性建议甚至比政府的文件还要官方，这怎么会对行政的改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呢？这个时候，也更应该意识到发达社会的“旋转门”，即政府官员与学者进行经常互相流动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这样，知识的转化功能才会被激活。因为，行政经验确实是一门学问，而管理的理论，只有通过与行政经验的结合，才能实现管理知识的转化。而这样的结合，包括开发退休官员的管理知识，使其构成政策咨询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有着另一座金山尚未被开发，这座金山，就是退休人员的经验所具有的知识价值。可以说，离开官位看官位，自然会有更多更深的体会。

（作者系民政部原救济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