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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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曝光阿富汗女诗人贾米娜因写情诗遭家人殴打。家人撕毁了她的笔记本，贾米娜不堪受辱而自焚身亡，但她的家人却称她的死亡为意外。据说，阿富汗当局禁止女性读诗，妇女写诗读诗居然要冒生命危险，她们唯有建立秘密诗社通过电话秘密读诗。对阿富汗妇女来说，诗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危险的“地下运动”。

在诗歌已经被解构、被不断戏谑化的时代，看到这样的新闻无疑有些令人错愕，甚至会让人产生“穿越”的错觉。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禁止写诗”的时代。当然，在那个时代里，被禁止和某一类诗歌接触的，不仅仅是妇女，而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火红岁月里，诗歌也和广大知青一样，穿着千人一面的制式服装，重复着刻板呆滞的词句。当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年轻人希望摆脱这种桎梏，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时，禁令与惩戒便开始横行了，创作者被迫秘密行事。由此就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地下文学”和“地下诗歌”。

为什么诗歌在过去的中国、前苏联、今天的阿富汗妇女群体中会转变为一种“地下文学”？尽管这些地区具体的情况各异，但其共同的诱因只有一个：自由的表达。阿富汗女诗人贾米娜在她的诗歌中直接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而这种表述在台面上是不被允许的―阿富汗女人不配拥有爱情。正如上世纪7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而为文学青年熟知的中国诗人那样，他们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在那个年代也是不被允许的，其潜台词是，人们不配拥有自由。于是，自由与爱情只好乔装成了“地下党”，其信仰者必须为之付出极高的代价，例如生命。

问题在于，当有人为之付出高代价时，诗歌所承载的意义就开始发生改变。例如贾米娜所在的阿富汗，那里绝大多数女性在16岁结婚，其中四分之三是被强迫的。据联合国估计，90%的阿富汗妇女曾遭受过家庭暴力的摧残，有的妇女甚至在被后还被要求嫁给者。在这样一个男权至上的野蛮国度，诗歌对妇女来说已经不再是生活的点缀物，而是进一步成为了她们表达与抗争的渠道。喀布尔最大的诗社，米尔曼巴赫尔妇女文学会俨然就是一个社会抗争团体，她们的会员不仅仅是写写诗就算，而是要“知行合一”―不戴面纱，穿高跟鞋，她们与不堪忍受的传统决裂，以一种西方社会女性生活的方式表达抗争。

孔夫子有句话众所周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考虑到的一层含义是，之所以是“思无邪”，那是因为孔子编排《诗经》时，已经对内容进行了删改，那些他认为“思有邪”的诗歌已悉数被和谐，剩下的自然是无邪之思。我们不妨联想一下，当年的郭小川、贺敬之式诗歌无疑是“思无邪”，而“思有邪”的则是食指、多多、芒克等人，也是前苏联的爱伦堡、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布罗茨基等一度被迫“地下化”的作家。他们在文学史的位置上，与贺敬之们相比较，孰优孰劣，一望即知。阿富汗诗人贾米娜，以及那些为了妇女权益而以诗歌进行抗争的女诗人们，毫无疑问应该被归类“思有邪”的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不无道理。“压迫”不一定是指血淋淋的暴力管制，它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势力，一种禁锢我们大脑的陈旧思维。这个时候，作为抗争手段的诗歌就派上了用场。据说，贾米娜自焚前朗诵了一首帕什图双行诗：“在世界末日那天，我要大声说，我带着满心希望来到人间。”拥有如此美丽的女诗人和诗歌，无论我们今天如何批评愚昧落后，但那个国家，总还是能给人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