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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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上，最早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大门乐队，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喜欢“大门”的人很多。我们1980年代刚听到“摇滚乐”的时候就是《站台》那种“慢慢地等待”，蹦蹦嚓，蹦蹦嚓，你看贾樟柯电影里面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当时听的，他说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当时还有谭咏麟、达明一派、张学友的很多歌，只要速度快的都叫摇滚乐，而且有很多慢歌也改成这个样子，邓丽君的歌都能改。舞厅放的那个“踢死狗”音乐，都是这些东西。我的《走失的主人》Remix版，就是用“踢死狗”的方式做的，山寨嘛，中国有的是传统。像《正宗》这种死慢的歌都给我改了，搞一张“踢死狗”唱片出来，不就是个怀旧行为吗？

可是我听“大门”的时候，发现他们跟中国“踢死狗”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歌都是很慢的，听听那两首长歌，《当音乐完蛋的时候》和《终结》，原来摇滚乐是可以这样做的。从内心里我比较喜欢中速的、慢的音乐，越慢越好，甚至是慢出人命的那种。《阿丝玛》、《偶像》、《大话喷子》、《皮条客》、《不孕高手》这些听起来比较快的，我也是超级紧打慢唱，唱得极其慢。还有《方法论》，是个中快的歌，音乐可能比较快，但我唱得很慢。乐评界也有人说我是说唱，像Hip-Hop，我是吸收了说唱的技巧，但是我比说唱速度慢了四倍。也就是说即使我最快的歌也都很慢，“大门”在这方面对我影响至深。听了“大门”之后，使我找到了做音乐的信心，就像一个人忽然发现，土豆原来是可以生吃的，生吃的呀。第一次听“大门”是我在上海那阵子在广播里面，有个节目，叫“来自美国的问候”，是介绍美国流行文化的。这是我无意间听到的，就像考古一样，一下发现了一个好东西。但我也不是有意去考古，就像我们家要盖房子，挖坑碰巧挖着了什么。那时大概是1990年，我连莫瑞森已经死了都不知道。莫瑞森的表达方式对我冲击特别大，他的声音那么苍老，完全是真实的流露，我想都不敢想他不到30岁就死了。对我来说，艺术是需要真实的，嗓子什么样就唱成什么样，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韩寒长得很帅是艺术家，艾未未长个大肚子，还是艺术家，不像很多明星都是包装出来的，修图修过，修得连他妈都不认识了。现在很多男的都不像男的，女生也喜欢那种面面的男生，性格像木瓜，长得像面瓜。现在男的都化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女的都很少化妆，化也是擦个粉，涂个口红什么的，很简单，而且你一看就知道她化了妆，很可爱，就是我唱过的“你雏的脸蛋儿呦”那种。

1990年代以前，我听音乐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完整听过哪个人、哪个乐队的，披头士和鲍勃・迪伦我都听过，听到的可能都是拼盘上的一两首，披头士可能听过《昨天》，鲍勃・迪伦可能是《答案在风中飘》，都是比较流行的，没多大感觉，跟摇滚乐关系也不是太大。可是一般人听到这些东西觉得不错，结果一听其他的发现上当了，没有一首歌比前面听过的好听。我第一次听到“大门”的时候恰恰不是他们最流行的歌，像《点燃我的火焰》这种，听到的就是他们那两首又臭又长的歌。这对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