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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视阈下的悲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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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山西大同的著名作家王祥夫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蝴蝶》《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屠夫》《榴莲榴莲》、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西牛界旧事》《狂奔》《油饼洼记事》等。其短篇小说《上边》曾获第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顾长根的最后生活》获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散文《荷心茶》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金奖。

王祥夫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执著于对“卑微人生的关注”,其创作维度始终指向草根阶层或小市民阶层,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展露特有的人性关怀。他善于用鲁迅式的,置狂风暴雨的呼啸于细雨柔波中的理性叙事,文本中微露出隐约的悲剧色彩。也正因如此,才更显出他特有的悲悯情怀

个体价值是以人的个体存在为本位的,否则任何“知性与感性的融合”都无从谈起。物欲横流的时代,个体价值被生命经验之外的诸如地位、收入、资本等贴上标签,使得众多处于边缘的“零余人”的生存状相被忽视,个体被“放逐”。而王祥夫的小说却把触角伸向了这些卑微艰难地生存着的人们身上,并试图以克制陈述的方式,展现出人性的多元与丰满。

《半截儿》中,半截儿和他的“蜘蛛”媳妇吴豆花的存在总是被人忽视,尽管他们“生性敏感而自尊”,但“高雅者”王教员等甚至对他们的存在感到“生气”。半截儿和媳妇小心翼翼地活在夹缝中,他们谈不上远大的理想,活着的“任务”也很简单:挣钱,生孩子。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不仅在于他的可加以确定的理想,而首先在于他的无穷无尽的任务,通过他对任务的完成,他就趋赴于他之所自出和他之将返回的本原。”

故事的高潮设置在半截儿夫妇奔往医院的路上。王祥夫曾说,短篇小说的创作不仅表现在“写什么”,还表现在“怎么写”,从文字上看,这样的表述似乎与先锋派的叙述模式有相似之处,但就其小说文本而言,王祥夫更注重表现结构主义美学所指的“关系”对“意义”的生成作用。而材料之间的“关系”的安排,显然是出于形式的考虑。维戈茨基指出:“如果我们单说作为某一小说基础的事件本身,这就是这一小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到这一材料的各个部分以某种顺序、某种安排呈现给读者,即如何叙述这一事件,这就是这一作品的形式。”《半截儿》把最感人的片段:“(半截儿)几乎同时看到了站在那里的邻居和街道办事处左主任,他们都已经等急了,他们焦急得团团转……”――把“所有的人竟然都在医院等着他们”这样一个意外的,让人感到格外温暖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结局安排在最后,不仅实现了读者心里暗暗期待的“和谐”的满足,也获得了超越话语流的人性“意义”,这种“回报”,恐怕是源自他人对他们相濡以沫生活态度的感动。

《花生地》中灰色水泥楼群间看车棚的“老赵”,是一个海德格尔所说的“被遗忘的”存在者。有姓无名的“老赵”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的意义在八楼的市民中仅可用“仆人”来概括。在庸常繁复的生活中,老赵和他“个子细高细高的儿子”习惯了这样的“意义”。“人们忽略了老赵,起码是忽略了老赵那个个子细高细高的儿子的存在。”而这被忽略了的存在只是在小说结尾老赵请八楼的邻居吃饭时,才被重新界定。最后一盘菜上来之前,原来充满悬疑的叙述节奏被一再拖延,直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特殊的符号出现在八楼这些一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老赵的邻居们面前时,伴随着一声声的惊呼,一直被忽视的个体生命才重新获得了意义,那就是――“尊严”。

即使是生存艰难的城市“零余人”,也是有着个体尊严的,而这种尊严,只有通过不懈的付出与争取才能获得,王祥夫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发掘出了这些边缘群体存在的意义。

德国哲学家海登・怀特在评价福柯的《求知意志》时提到:“无论自然观念出现在人文科学话语的什么地方,它总是在其中掩饰一种‘规范’的外观,为的是任何恐怕是源自对自然观念研究的‘规律’能够始终被证明只是一种‘规则’,人们依据这种规则来界定‘正常’,并据此来为通过惩罚、禁锢、教育或其他‘道德操纵’的形式对那些违背准则的人所实行的‘惩戒’提供理由。”㈦当“性”不再成为正大光明的理由凸现于人群视野之下时,它便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正常的“规范”,和据此惩戒他人的理由。《》中,年轻的建筑业老板大赚昧心钱,最后以“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而躲开债务。但工人“哥哥”和其弟弟“阿拉伯”终于将其找到,并成功地让他也“光”了一次。叙述者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汉语中“光”的多重含义,以其回复到原始的“光”――被衣服体味工人们“光光”的口袋,使其以“原欲”于现代社会的方式遭受惩戒。当他的车子与一辆重型车相撞之后被“”地抬上救护车时,那种被现代文明撕裂的“原欲”发出的阵痛绵绵不绝。

前苏联学者瓦西列夫认为:“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是延续种属的本能。”爱情是人性中最崇高的情绪体验,但对衣食无着的下层贫民来说,它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满足“性”这一马斯洛所言的“生存”本能,对于管道来说也是一个神话,它被“金钱”活生生地击灭了。性本能是人最原始的冲动,而它竟成了惩戒下层人最无情的力量,轻扬的文字背后,是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浜下》是人们习见的“常回家看看”的亲情体裁。过了年就83岁且“身体还很好”的婆婆偶然吞进了半根针,这一类似法国学者乔治・朴尔蒂拉在其《三十六种戏剧情境》提出的“灾难”情境,引发了婆婆的四个儿女深深的亲情忏悔。当他们重新与老人聚在一起,焦急地等待“一晚上绽开了那么多玉兰”的又一个早晨来临时,婆婆的排泄物中,竟赫然地出现了那半根针!一阵惊喜之后,亲情再一次变得松散,而欢喜过度的婆婆,也就在这松散了的氛围中撒手人寰,亲情又一次遭受严厉拷问。“亨利・詹姆斯曾说过,短篇小说是写于诗的穷尽处和现实的开始时,短篇小说因而仍带着诗里的那种模糊多义,给人反复咀嚼的余韵,王祥夫的小说见证了这样的境界。”

时间生活与价值生活向来是作家取舍的难题,传统的“生活故事化”小说中,作者为了强调故事的传奇性、巧合性、悬疑性而宁愿舍弃或改造时间生活。即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非常乐意选择那些被高度艺术化、抽象化了的生活,重视“情境”的设置,强调人物的性格。但王祥夫把他善于“白日见鬼”的眼光更多地停留在普通而重复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时间生活上,如他2003年的获奖作品《上边》。

“《上边》是一幅清新自然的‘农村风俗画’,浸透了乡村古朴的神韵;也是一首清新自然的音乐交响曲,跳动着真挚深情的音符,流动着人性关爱的旋律。”《上边》没有把生活故意提纯,只是选取了父母与“养子”这对本很特殊的关系作为故事蓝本,那种战战兢兢的等待。那种多日不见的恐慌,那种难以割舍的留恋,那种细致入微的体贴,无不体现出“上边”的母亲对“下边”的养子的寂

寞而深厚的感情。把“靠厕所那边的地上,湿湿的,一小片,但已经翘翘的,是儿子临走时撒的尿”用盆子扣起来,之后“呜呜咽咽”的细节,把母爱的扩延渲染到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题目《上边》,就不仅仅意指一个村名,一个小说人物活动的地理环境,这个形而下的名字实际上有一定的寓意色彩,它寓指中国人在传统上重亲情的道德传统,这种亲情传统正是王祥夫想在目前全球化的商业化的语境中张扬的。”

《杏子》也是在讲述对亲人的爱,但这种爱更具有一种悲悯色彩。

贵成和78岁的奶奶居住在一个小县城内。这个古老的“堡子”“四面是土城墙,方方的”,而且“只有四条街,东街、南街、西街、北街。也有人说其实这只是两条街,互相交叉了一下,简单说,是一个十字”。“四四方方”的“口”字和街道所组成的“十字”,构成一个很有意味的“田”字,不仅暗指饱含历史意蕴的古代“阡陌”,也隐喻着贯穿千年的传统亲情与贵成的最后归宿。和贵成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之间失去了作为生活和生命唯一支撑的、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的孙子,亲情突然间迷失。那从贵成奶奶另一只手里“噗达、噗达”掉下来的“早熟的、黄黄的杏子”,既是对责成早陨生命的无限惋惜,也表现出“对我们来说,存在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是没有封闭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意味深长的哲学意义。小说的意蕴恐怕还不止于此:在主流话语所提倡的“见义勇为”面前,个体生命真的如同草芥吗?失去生命相依的痛楚,有什么可以弥补?

亲情是人一生中无法割舍的情缘,王祥夫在亲情背后发掘出残酷的成分,而越是这样,就越能散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

《我爱臭豆腐》中,“我”对臭豆腐的模棱两可的情绪,多少让人感觉到有一些鲁迅《藤野先生》开头那样的“离”得很“远”的味道,一个看似与“我”无关的故事被很冷静而慢条斯理地叙述着,年轻美丽的周小洁的“长相和风度”、她开的摄影部和花店,以及金小骏这个“从方方面面看都很可爱的中年人”对周小洁的“可恶”的“”逐渐占领我们的视野。被重复了多遍的“婚外恋”的情节仿佛在悄没声地上演。而直到结尾:“那天,我对我老婆说,我爱臭豆腐”和“我的老婆是谁呢?就是周小洁”的出现,才使我们明白叙述者显然的对“周小洁”带着倾向性的外在气质的描述,和对她别出心裁地用臭豆腐的味道对付自己嫌厌的中年追求者的拒绝方式,由此显露出的心计的赞叹,原来是对“婚外恋”情节的戏拟与反讽。

格非在谈到格里耶的《嫉妒》时说,“他不去描述嫉妒者的思想和行为,而让读者根据那些繁复的细节去进行推断。也就是说,这些繁复的细节在作品中承担了巨大的情感重量。”《我爱臭豆腐》正是这样借助抑制性的陈述,使“我”从一开始就埋在心里的那种带着幸灾乐祸味道的“嫉妒”和“万幸”在一刹那间得到释放,由此表现出作者处理文本的超常智慧。

同样是表现“嫉妒”的《惩罚》却是以荒诞方式体现出来的。刘府发现自己的老婆终于被“村里谁都管不了”的刘齐犯后,并没有让无名大火将自己烧毁,而是冷静地用中国传统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让他也当一回女人”宣泄了自己极度的愤慨。其处理嫉妒的模式与理性思维之下的期待视野完全相反,荒诞的笔墨浸透着远古时代的野性与荒蛮。

王祥夫以他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对生存、、亲情、嫉妒等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或善或恶的本性进行了深远的透视,温文尔雅漫不经心的叙述背后隐含着悲剧意蕴的批判。这种批判浸透了他对现实的干预和对人性的追问,尤其是对漠视个体生命的冷酷与麻木的开掘,更显露出鲁迅、赵树理和老舍等人对“民族性”批判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