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药“合法”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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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间，打击假药633起的高敬德，让其最为心痛的不是打假时的心酸，而是执法部门对制假贩假者的纵容――“背后有一股力量，让他们不敢公正执法”

2011年6月2日的上海，天气沉闷、暑热难耐。下午三点，已经住院两个多月的高敬德，从上海市肺科医院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身体虚弱的他，刚出门诊楼，便迫不及待坐到台阶上，不停地咳嗽。

51岁的高敬德，大学毕业后直到2001年，一直从事药品销售，生活安顺。一次被假药侵害的经历，让他走上了一条医药打假的“不归路”。

矛盾的“假药”鉴定

同样的一款药，杭州药监部门鉴定为假药做出处理，并指制假源头在上海后，上海药监部门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非假药鉴定。

2011年6月3日上午，高敬德拨通了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杨浦分局的电话，准备去杨浦辖区“打假”。接电话的杨姓科长刚开始表示“欢迎”，但得知有媒体采访时，立即表示，“不配合记者采访”。

“他（杨科长）说只要有媒体在，他们就马上‘收队’”。高敬德接着说，此前他多次在上海杨浦区、虹口区内发现假药销售，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只要告知区药监部门售假的具体的地点和假药名称后，假药总会变成空盒。

在杨浦区打假“受阻”后，当日下午，高敬德又来到了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普陀分局（以下简称普陀分局）。

这次，他去的“理由”是“领赏”而非打假（按照国家和地方药监局的相关规定，对假药举报人有奖励政策）。但高敬德说，此行的真正目的，并非为那几十元奖励，而是去讨一个“说法”。

此事得追溯到2009年9月。当时高敬德在杭州发现了假药“大气一转方”、“五脏元真方”等，杭州市药监部门认定为假药并查处后，告知他“源头”在上海。

高敬德马上追到上海。发现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假药销售窝点后，便订了7万余元的药品。接到他的举报后，上海市药监局及普陀分局派人赶到现场进行了查封。

但是，直到现在，此案也没有处理。“百思不得其解”的高敬德反复向上海市药监局及普陀分局询问，得到的答复均是该假药的批准文号是陕西的“消字号”，已转陕西处理。但陕西方面却说从未接到过来自上海的相关材料。

这次记者随高敬德再次前往普陀分局询问时，却得到了又一个“意想不到”的答复：

当时参与上海“大气一转方”等假药查封的普陀分局稽查科科长余志清，表示此批假药已转至陕西处理，“有电话录音为证。”并解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此批药品并不能定义为“假药”。

对此，记者拿出2010年《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09年高敬德在杭州发现此批假药时，杭州市药品监管部门做出了“假药”认定并进行了查处。但为何同样的药品，在上海药监部门，却得出不是假药的鉴定结论。

余志清的答复是，他反复并仔细阅读过该《处罚决定书》，认为“写得非常好、非常棒”！但指出其中一段内容――“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及《药品管理法》……”对记者说：“杭州是将一个通知放在最前面来认定这批药品为假药，我没有看过这个通知，或许他们只是按照当地的规定将其认定为假药”。

对于余的“当地规定说”，高敬德显得格外激动，表示要将上海市药监局和普陀分局告上法庭。余立即表示，此案与上海市药监局无关，直接责任人只是普陀分局。高敬德坚持上海市药监局也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为当时查处此案时，是上海市药监局和普陀分局“联合执法”――“当时普陀分局也承认是联合执法”。

而余则坚决否认“联合执法”――“当时我们作为具体承办人，我们肯定要去，但是市药监局只叫了食品药品监督所的同志也来看一下，而他们认为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就先走了。”

对此，当时也在查处现场的高敬德更不能接受。记者随即问道：“食品药品监督所和上海市药监局是什么关系？”余和一旁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太清楚”，后又回答：“监督所是独立法人，在行政上从属药监局，财务上独立。”

围绕着这些问题，普陀分局和高敬德彼此不停争论，难以调和。面对高敬德的不断“纠缠”，普陀分局工作人员和稽查科长余志清，再次做出答复，一改此前将“大气一转方”等药品转至陕西处理的说法，而是表示这批药品在他们鉴定为非假药后，已经归还给了销售商并再次声称当时上海市药监局并未参与“联合执法”，直接责任人只是普陀分局。这让高敬德更加愤怒。

高敬德当场向普陀分局人员“摊牌”道：“当时杭州药监部门就和我说了，这批药品制假源头后台很硬，其真正的制假商的‘大头’是上海百神贸易有限公司及上海绿谷集团有限公司”。

“这只能说明：你们药监局和他们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对高敬德的这个“猜测”，普陀分局予以否认。

官方的“收买”

高敬德告诉记者，他常被某些地方药监部门“收买”。“收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给钱，让他别在其辖区打假；二是当他发现假药并要求相关部门处理后，假药经销商和其“交易”，“花钱息事”。

高敬德药品打假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城市。一些地方的药监部门对此很是头疼，甚至花钱“收买”他。

据高敬德讲述，2008年7月，南京市药监局白下分局一位陈姓副局长，曾请他吃饭，派其手下工作人员做高敬德的工作，并向高敬德承诺，如果不在其辖区内打假，一年给他2000块钱。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2011年6月3日，高敬德拨通了南京一家销售假药的医药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高：“你当时和我说，如果我撤回对鼓楼分局的，你就给我5000块钱对吧？”

张：“对对对！”

高：“那是不是经法院调解没用，必须要经过鼓楼分局？要撤诉的话，是去法院吗？”

张：“不是，去鼓楼药监局，是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你什么时候来南京？”

电话里高敬德提到的“鼓楼分局”即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鼓楼分局（以下简称鼓楼分局）。2009年7月，高敬德在南京鼓楼辖区内查到有地下工厂生产的，包装标明治疗前列腺疾病、进口美国的假药“美国威龙”销售。

购买了两盒后，他向鼓楼分局举报，鼓楼分局进行了查处，但只罚了销售商两盒高敬德所购假药的两倍罚款，未查制假源头，并告知高敬德此药店没有台账可查。

高敬德不满鼓楼分局的处理，于是将其告上了鼓楼区法院，“如果没有批号，应该属于假保健食品冒充药品，应该按照《食品安全法》处罚，罚2万元到10万元。但我举报后，鼓楼分局只通知立案，拖了半年才处理。”

鼓楼法院要求鼓楼分局与高敬德进行和解，而鼓楼分局却让假药经销商与高敬德进行和解。此案到现在还未解决。

高敬德还向记者提供了一段视频，在2008年10月山东卫视制作的《周涛讲故事――较量》（下）节目里，高拨通某药监部门一科长的电话：

“是某科长吗？”

“你哪位？”

“我是高敬德，你不是讲一年不举报就给我500块钱吗？”

“现在一年到了吗？”

“我知道一年还没到。”

“晓得了，你到时候过来拿。”

山东卫视的此期节目，只播放了上集，而下集，因“不明原因”并未播出。在此次采访中，高敬德向记者透露，此科长系上海某药监部门领导。

2011年6月8日，高敬德电话告知记者，当天他接到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干分局（以下简称江干分局）电话，让其尽快赴杭州和假药经销商进行“调解”，不然“假药商跑了，你一分钱的奖金都拿不到！”

2009年，高敬德在杭州江干辖区查到有假药销售，但接到举报的江干分局却说没有发现，后高敬德和当地媒体现场查出价值5万余元的假药。江干分局再调查后，答复查出2万元假药。

该案因江干分局和高敬德之间的分歧一直没有解决，但如今江干分局通知高敬德和当时查处的假药经销商“调解”，不然“拿不到一分钱的奖金”。对此，高敬德不解，“那我打假还举报干嘛？直接向经销商要钱就是了！”

“有人说我居心叵测，打假是为了搞钱，但我想只说一点：8年时间，我因打假受药监部门奖励共15万元，但打假的费用是25万多。”“现在我自己看病都没钱。曾经举报的假药一些药监部门不承认，我就以身试假，现在还得了药物性的糖尿病。”

所以，高敬德对支持他打假的人很是感激，在给记者看的一条至今保存的短信里，一位普通民众这样说：“我非常敬佩您，也为您的人身安全担忧！像您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已经不多了……”

诚然，医药打假的路上，并不安全。

被“遗忘”的伤害

曾经因打假而被殴打至重伤的高敬德说，让其最为心痛的不是打假的心酸，而是执法部门对制假贩假者的纵容。

2011年6月2日下午，高敬德见到记者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刚接到律师通知，说维持原判。”

“维持原判”，是高敬德“意料之中”的结果，也是无法接受的“事实”。

2008年9月11日，高敬德以患哮喘病“待查”为由，住进了南京大学医院。通过他掌握的情况，此医院内有假药销售嫌疑。9月12日下午，他发现一位患者手中拿的“洛赛克”是假的，想把药从患者手里买下来，但被医院工作人员察觉。

就在高敬德发现南大医院销售假药“洛赛克”的当晚，院方以其得了肺结核为由要求其出院。9月14日下午，坚决要“挖到底”的高敬德，在南大医院门外被殴打。

关于高敬德被殴打一案，记者翻阅2011年3月16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书》（鼓检诉刑诉〔2010〕114号），法院对被告人李有强做出了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李有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二、被告人李有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高敬德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86.4元。

对此判决，高敬德不服，提出上诉。而高的律师彭亮2011年6月2日电话告诉他，从二审法官处获知，他被殴打一案，维持原判。

“二审都不开庭，怎么就直接维持原判了？”高敬德向记者反复重复这句话。那么，法院判决究竟是否合法？记者询问了彭亮律师，彭律师表示：“此案从一审开始，就存在着程序不合法的问题。”

2008年9月，高敬德被打两个月后，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以下简称鼓楼公安分局）带高敬德去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做伤情鉴定，得出“右眼眶内壁骨折、上颚骨骼突骨折”属轻伤的鉴定结论；后鼓楼公安分局又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中心，对高敬德做出了重伤的鉴定结果。

就从这次重伤鉴定开始，此案出现众多难以解释的情况。

高敬德向记者讲述，南京金陵司法鉴定中心做完伤情鉴定后，通知他携带相关证件去取鉴定报告。但就当高敬德去拿这份报告时，金陵司法鉴定中心接到一个电话后却告知高敬德鉴定没有做，没有鉴定报告可拿。“我推测当时是鼓楼区人民检察院给他们的电话”，高敬德说。后高敬德不得不将金陵司法鉴定中心到法院，后获3000元赔偿。

为此，鼓楼公安分局便调出高敬德被打以后在南京各医院就诊的结果，另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为高做伤情鉴定，得出高敬德“脑外伤后遗留下丘脑一垂体功能障碍，损伤程度为重伤”的鉴定结论。

做出伤情鉴定后，鼓楼公安分局以高敬德被殴打致重伤为由，将此案移送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以下简称鼓楼区检察院），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有强提起公诉。

为确认，记者查阅了当时的相关资料。在鼓楼分局送达高敬德及李有强的《南京市公安局鉴定结论通知书》（鼓公刑鉴通字〔2009〕508号）中，明确了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对高敬德的重伤鉴定结论，高敬德和李有强于2008年8月13日在此通知书上签了字。

而在2010年3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书》（鼓检诉刑诉〔2010〕114号）中，却只采纳了高敬德右眼眶内壁骨折、上颚骨骼突骨折属轻伤的鉴定结论，对高敬德重伤鉴定结论只字未提。

律师彭亮向记者表示，高敬德的重伤鉴定程序合法，但法院对重伤鉴定没有理会；另外，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7条规定，检察院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既然公诉机关没有安排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就没有理由将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轻伤结论作为李有强的法律依据。

但从此案一审到二审，鼓楼区法院和南京市中级法院，对高敬德及其律师提出的重伤重新鉴定要求都未予理会。

律师告诉记者，二审判决生效后，若高敬德依然不服，虽然还可以继续走相关法律程序进行 申诉，“但一般来说，想要改判，就十分困难了”。

利益链后的“力量”

“背后有一股力量，让他们不敢公正执法。”高敬德一直这样认为，“这股力量不断地打击我。”因此，他还上了各大医院的“黑名单”。

2008年被打留下的后遗症，使得高敬德的日常生活充满艰难。51岁的他，头发花白，右臂麻木，走路跛脚。记者此次采访时，高敬德又受着脑部垂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肺部病痛困扰，表述不清，稍有激动便剧烈咳嗽。

想想如今身体上的病痛，以及8年多来因药品打假而发生的变故，他告诉记者：“我直到死，也不会放弃给自己讨一个公道，我为国家打假，但司法却不保障我的权益，他（李有强）只判了拘役六月，还缓刑一年，等于没有受到处罚。”

“背后有一股力量，让他们不敢公正执法。”高敬德一直这样认为。

一审判决前，高敬德与一审法官李婉虹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当时高敬德得知自己案件移送法院后，主动给李法官递送诉状和证据。因对被害人权利理解不同，李法官与高敬德发生了争吵，并让法警对高敬德强行搜身，扣下了高敬德手机并将手机中的录音资料全部删除，称高敬德是“流氓”，并说：“如果我现在不穿这身法袍，早就给你两个耳光。”

愤怒之下的高敬德提出要投诉李法官，据高敬德回忆，李法官告诉他，任他去告，办完此案她就退休了。后来高敬德通过负责此案二审的法官得知，李婉虹确实已经退休。此后，高敬德多次试图联系李婉虹，电话均无人接听。

一审开庭前，高敬德接到过一号码不详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不要投诉李法官，投诉没用，坚持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记者从庭审前高敬德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李婉虹法官回避的申请书里得知，一审庭审前给高敬德电话的号码，是“南京大学校内的公用电话”。

另外，此案办理中的一个细节，也让高敬德心存怀疑。直到高敬德看到鼓楼区检察院的书前，鼓楼区公安分局及检察院办案人员都告知他：一审被告，即殴打他的李有强，是“无业人员”。但高敬德认定李有强是南大职工而拒绝相信。果不其然，在书上，对李有强的身份是这样描述的：南京大学后勤集团职工（停薪留职）。

看到书的那一刻，高敬德在心里对自己说：“公检法都在骗我。”

当时在南京被打后，高敬德被送到鼓楼医院医治，“但医院也不管我，把我放在凳子上，南大医院电话一来就不给我看了。我又报了110，当时被打后鞋子什么的都没有了，光着膀子，手机、钱都被抢了。”

“在鼓楼医院两三天没人管我，后来我在鼓楼公安分局接待日，找到了当时一个姓张的副局长，他借了我两千块钱，我就去玄武医院住院了。”

随后，高敬德在玄武医院住院不到两天便被“赶”了出来。

此后，高敬德先后又去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市脑科医院、南京市白下医院、南京市中医院等治疗，均以同样的理由被拒绝。

无处治疗的高敬德，在挂号被拒时询问才得知，他已经上了各大医院的“黑名单”。

最后，在一些媒体介入后，高敬德终于得以治疗，但这并非代表着他的名字已从“黑名单”上消失。

就在CCN记者采访前，高敬德因肺部不适去上海市肺科医院就诊，“可能一开始医生不知道我是谁吧，后来去办住院登记处的时候，知道我是高敬德的时候，医院撤销了我的住院单。”

“你太出名了，在南京闹得太厉害了！”在上海市肺科医院医务处，高敬德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在外地被打、被拒，为什么在自己家里，也同样被打、被拒……”高敬德说这句话时，语带忧伤。

《解放日报》群工部副主任王玲英得知此事后，马上介入帮忙，高敬德这才住进了上海市肺科医院治疗。

就在高敬德住院期间，他仍带病继续着药品打假。一天他向药监部门举报上海闸北区某保健品公司销售假药，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闸北分局扣押了药物。而当天晚上，高敬德存放于医院储物柜里的重要打假资料和相关证明，不翼而飞。

“事到如今，以后我只有走上访之路。”不知高敬德今后的上访路，是否会如其打假路般，一去难归……

关于高敬德

他被称为医药打假“专业户”，8年多时间，打假633起。在此之前，他曾从事药品经销工作十几年。

2003年，有多年脂肪肝病史的高敬德，在服用了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处方的药品“天胡荽愈肝片”后，出现严重不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了假药，随后他以当时供职单位采购部经理身份，到生产此药的云南一家药厂调查后发现，生产地点在一个部队的废弃营房里，苍蝇滋生，到处乱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假药生产基地。于是他向当地药监部门举报，随后该药厂被成功查处。

从此，高敬德走上了药品打假的路。

充满艰辛的医药打假经历，让高敬德深刻体会到医药行业的黑幕，打假已经演化成一种艰难的维权和抗争。

“我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把这些制假、售假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但是现在看来自己不仅没有把他们扳倒，反而将自己绊倒在地。我觉得，光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作斗争难度实在太大，更为悲哀的是，某些药监部门不仅不支持，反而还设置重重障碍。真的不是在打假，而是在维权！”高敬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