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环境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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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这个沙尘连绵的春天让华北居民懂得了蓝天的可贵。国务院4月17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总理的开场白表达了他的忧虑――“同志们，我们不能闭门开会。会场外，北京正出现严重的降尘天气。北京扬尘天气已经持续10多天了，这虽然有气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非要说沙尘暴有什么好处，那就是把紧迫的环境形势呈现在大家眼前，从国家总理到街头路人，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紧迫感――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守护惟一的家园。

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如果环境保护继续被动适应经济增长，这种状况将难以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同时，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要求我们尽快对发展方式做出抉择。

生态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得出了“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工业化初期，环境质量一般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下降和恶化，但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就会出现“库兹涅茨拐点”，即环境质量将随经齐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改善。美国的这个拐点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叶。但国情各别，现代化进程不能完全复制，美国中部大草原上的农牧民被沙尘暴夺去一切后，可以移民西海岸建立新家园；中国农民却没有这样一个“新边疆”。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工业化路径。

前车之鉴往往能够帮助后来者趋利避害，改进发展模式。在生态经济学家的报告中，人们发现，有的新兴工业国家人均GDP达到五六千美元时，就出现了“库兹涅茨拐点”。中国能不能在人均GDP更低的情况下出现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拐点”，创造环境质量与经济曲线同步增长的奇迹，

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际，总理提出，“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历史性转变，概括出了中国“走新型发展道路”的具体方式。

环境保护知易行难。早在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就与计划生育政策一起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但用中国第一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话来说，“25年来，环保任务从未能按预期指标完成。”决心与共识固然重要，关键还要靠具体落实。

环境保护在行动上滞后，是因为它约束的对象不是一家一户，而是亿万投资及其身后的若干企业、一级政府，以至于环保执法动辄被称为“环保风暴”。环保这一手要硬起来，不能依靠“风暴”突击，需要制度保障，需要硬性指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必须实现”的约束性指标。环保工作实现根本改观，需要把这些指标细化到具体年份，落实到对具体行业和地区的约束中。

环境保护难以推进，还因为它常常有意无意被当作“发展”和“现代化”的对立面。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一路追赶现代化，却并没有一个青晰的现代化尉标。我们举目四顾今日世界，不难发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图景早已改变，能耗水平、单位GDP排放量这些环境指标，最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环保不再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反而成为衡量现代化程度钧标尺。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提到，中国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至9倍。这种“环境技术差距”，不光需要环保官员牢记在心，也应该成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们手中衡量经济增长效益的一把标尺。“三个历史性转变”的提出将是一个契机，使紧迫的环境压力成为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力。

环保工作的难度还在于，环保的必要性，需要权长时间和多次实践才能认识到。买一辆私家车，就可能增加沙尘暴发生的频率，这样的“长线理性”很难让普通人直观地理解。从个人角度讲，环境危机也是一种遥远的、似乎可以逃避的惩罚，地球之大，只要有足够多的钱总能找到一块世外桃源。所以，落实环保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更需要公民有大局意识。环境既属于每个人，又不是任何人的私产，当自然环境共同的主人比局部利益的代表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时，她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这就需要每个公民在选择公共政策时，摒弃短期利益，擅用“长线理性”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