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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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财经媒体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立场的显化和多元。如果说，几年前，吴敬琏关于股市“赌场论”的言论属于市场的纷争、利益的纷争，2004年关于宏观调控和国企改革则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立场，媒体的非政府声音比较多，政府在控制财经媒体立场方面首次显得软弱无力。但是，有一点让人感到担忧:政府的政策并不一定都是坏的，可能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是要整体看待它的意义。所以，市场化媒体并不一定就是质疑，而且也应该有支持，这是一个“大气”的媒体应有的态度。至于围绕郎咸平的争论，媒体在立场的选择上很茫然，没有超越左与右，本人认为“社会公正”应该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的原则。

在国企改革和宏观调控问题上，《21世纪经济报道》的立场是:没有立场，正反都报道。《财经》类似，但是并不明显，除了支持民企、呼吁减少行政调控外，在国企问题上，只是报道了贵州电力企业的侵吞国资问题，没有过多的渲染和参与争论。

宏观调控知识和金融知识是每一个财经记者必须学习的。上次宏观调控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之而来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于这些事件的参与可以锻炼一批记者的视野，但遗憾的是，目前财经媒体的从业人员，甚至包括领导，都对当年发生的一切认识模糊，没有经验。现在的年轻记者更多的是关注事件、关注企业、行业，“跑口”等，而遇上宏观调控，则是很生硬地将调控和自己做报道的内容结合起来，在对宏观调控的认识上也模棱两可，或者没有专业分析支撑的是非判断。除了“问责”外，一些人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包括人民法院去除“人民”的讨论。《解放日报》的言论表示，媒体是党和政府、人民的喉舌，而不是社会公器。

在写作上，2004年几乎都没有长进。可能各家都争抢新闻，对新闻选题理念和写作都没有时间关注，忽略意味着退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记者一旦作了些好的报道，就有“报而优则仕” 的心态，总是想作领导，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中国应该建立相应的记者制度，比如高级、首席等，而记者也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积累很重要，小小年纪，就想自己很“大腕”，不可取。当然，现实是，大多数老同志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新观念只有年轻人有，客观上，造成领导“年轻化”。

但是，中国文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能“得志”，一旦得志就NB的不得了，就不服从整体的统一的理念，因此，出现了一批“游牧者”，在游牧中，消解自己的耐力和精神。

还有一点，就是报人的职业道德问题，也是职业素质:对资本的责任。当然，资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领导者一定要有商业意识。现在是资本不懂得媒体，而媒体负责人只注意自己理念的实现。

中国缺乏资本和职业经理人的结合，报人的商业意识不足，文人酸气不少。中国媒体目前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资本寻找不到，报人竟然也寻找不到，为什么？大家都扎堆去做“让人尊敬的”财经、政经媒体去了，商业化媒体报人不会做，也不屑去做，外人也不懂。所以，目前是最有机会的时刻，也是大家都茫然的时候，似乎唯一的可能是，外国人来挖掘。